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民族同化史。
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总在不断地同化，又在同化中顽强地显示着个自的特性。黄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化体系。
一、黄土文化的概念
何谓“黄土文化”？简单地说，黄土文化由“黄土地”这个习惯性称谓而得名。黄土地，本来是对黄河北部整个黄土高原的一个代称，然而这个区域太广阔了，包括多个省区、多个民族，文化形态当然不尽相同了。那么，“黄土地”是对何而言的呢？按照人们一般的概念，黄土地专指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的区域而言。这个区域，以陕北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北山区、内蒙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地区。
这个特定的区域，我们权且称之为“陕北一带”。
这也是黄土文化特定区域范围。
人们之所以将这个区域从黄土高原的地理范围中分离出来，将它作为一个特定区域来看待，仍出于文化方面的思考。在长期的文化演变过程中，黄土高原的大多地方，其文化形态或稳定于某一模式，或完全被同化，至今已少有变异、少有特点。比如黄土高原北部靠近蒙古草原的地区，已基本为畜牧文化（或称草原文化），而黄土高原东部及南部，则早已被中原文化（或称农耕文化）所同化。陕北高原一带却不然。它历史上是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结构紧密的区域。它北连鄂尔多斯草原，南接八百里秦川；东面，是人口密集的晋中平原，西面，又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块南北和东西走向均在一千公里左右的黄土地，虽然处于关中、晋中、草原、河套几个大的地理构架的中心，却又恰巧独立于外界，成为一个“四不沾”的地方。过去，除战争需要和戍边而外，外界很少涉入此地。从内部来看，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传统生活方式，又使它产生了极大的内聚力，继而增强了这个地域的独立性。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其经济方式、交通方式、居住方式、饮食习惯等风俗均大体相同，连语言都基本相似；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也往往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多方面的共性，既增强了这块土地的有机性和统一性，也增强了它的独立性，由此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的文化模式。
黄土文化本属于地域性文化，但由于它具有以上所说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特点，使得黄土文化大大超出了地域的范畴，从而具有了涵盖与探示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价值与功能。
二、黄土地的早期文化
从世界人类史来看，早期人类的生活基地并不在平原地区，而多集中于高原山区。其原因很简单：一是便于采集，便于狩猎，便于栖身；一是便于逃避其他兽类的攻击，便于生存。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上游的腹地，是中国大地上原始人类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先后在这里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河套人”、“黄龙人”和多种打制石器证实了这一点。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陕北黄土地的自然环境为我们的先民们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现在这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就有三千余处。我们的祖先在这里靠采集和狩猎过活，茂密的森林和温暖和气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栖息之地。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由狩猎发展出了畜牧，由采集发展出了农业。畜物业是对猎物的一种储存再生方式，而农业又是对采集物数量的一种人工强化。时至六七千年前左右，农业种植在西北高原一带率先发展起来，中国农业的老祖先，就是陕北的“小米”。农业的发展又为这里带来了勃勃生机，大大小小的原始部落很快在这里星罗棋布，后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即是这一带部落联盟的酋长。
轩辕黄帝是人类由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后，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位代表性的男性部落首领。据史书载，黄帝为少典国国君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因长期居住于姬水旁，所以也改姓为“姬”。这里土质是黄色的，人们以土德王，故称“黄帝”。后来的许多资料也佐证了轩辕黄帝在陕北一带生活的历史。如《史记·黄帝本纪》载，黄帝曾“西至崆峒，登鸡头”（鸡头即陕北的疏属山附近。）《山海经·海内西经》云：“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疏属山在陕北绥德县境内）。这段话说，黄帝将贰负绑缚在疏属山里。从史料、文物及这一带的故事传说来着，陕北一带的部落联盟那时是很强大很繁荣的，人类许多重大发明都在那个时期完成。《通鉴外记》中记载黄帝战蚩尤时所统辖的熊、罴、貔、貅、虎，恐怕就是黄帝部落联盟中的部落名称（远中古时期许多部落即是以各自的图腾为化名的）。正因为轩辕部落联盟有了这样的繁荣强大，才得以战胜蚩尤，平定炎帝部落，统一了中原，为中国构画出了最初的地理版图。
轩辕黄帝固然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但未必没有其人。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祖先们的一个整体形象的概括，是创造中华文明的先祖们集体形象的化身。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早期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端史。
轩辕黄帝的落部联盟之所以离开陕北而迁徙中原，其原因众说不一。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笔者以为这整体性的迁徙并非完全由于部落之争，农业灌溉技术的发现是其主要原因。这与世界历史上人类的大迁徙、大转移属同一性质。高原山区虽然是农业最早的发现区域，但它是山地，水源不够充足，无法实施灌溉。为了适应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祖先们离开了这片黄土地，开始向平原地区、大河流域转移。至于黄帝部落与蚩尤、炎帝所发生的战争，当是转移至中原后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了。
三、黄土文化的形成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 ，都是与当地的历史背景、民族演化、经济发展等联系在一起的。黄土文化亦然。
大约四千年前，黄帝部落联盟转移至中原到商朝建立，这数百年的时间里，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即成了一个远离中原这个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除一些土著部落零星散居这里外，很少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些土著仍以部落形式出现，以牧、猎和初级农业为生存手段，或深山独处，或在这一带迁徙不定，过着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仍采用部落联盟的社会形式，加之生活较稳定，所以经过长期的发展，至商朝中期，这些土著部落已壮大起来，还建立了“鬼方”“熏育”（荤粥）、“犬戎”几个方国。成了商王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敌对势力。这是陕北高原的又一代居民的形成，我们称之为“陕北族民”。
陕北族民是继黄帝部落联盟迁徙之后，在这片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永久性居民，他们的后裔一直传至现在。因而，他们与黄土文化模式形成有着直接关系。
公元前十三世纪，高宗武丁曾发动了一场征讨鬼方的战争。据《周易》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赏于大国”。时至周朝，陕北族民的势力已发展得十分强大了，周王朝曾两次伐鬼方，俘斩鬼方近二万人。经过这次大冲击，鬼方完全解体，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部落，称之为“猃狁”（笔者疑，所谓“猃狁”，即为“犬戎”之音译。）这时猃狁、犬戎，其势力之大，已敢与周王朝分庭抗礼了。周穆王时，犬戎已不大向周王朝称臣纳贡，因而发展为刀兵相见。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多次描写了这场战争：“靡家靡室，猃狁之故”，“戎车即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结且闭；薄戍猃狁，至于太原”。
从商代到周代这近千年漫长岁月里，陕北一直处于社会大动荡之中，陕北族民们在战争的一次次冲击下，不断解体，又不断组合；不断减少成员，又不断增加新成员。如此多次大的反复后，终于以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了下来。这种形式主要表现为：政治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经济上以初级农业、游牧、游猎三业并举的方式出现；社会流动性强却又趋于封闭；保持着较为原始的宗教信仰习惯及民情风俗；民间文艺具有了自己的形式和风格（信天游）。
结论：黄土文化的基本模式形成于周代后期，而稳定于东汉时期。
这是一种多元体文化结构，是牧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经过长期的融合后所产生的合成文化。在这个融合中，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决定了这种文化的特性，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又源于多部族的融会。
谈到这里，一些史学家对此提出疑义，认为黄土文化的形成期大概要晚一些，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理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陕北一带多部族、多民族交融的一个高潮期。笔者以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后来几千年里无数次的民族分合，无数次的战争冲击，只是加强了黄土文化多元性特点，丰富了黄土文化的成分和内涵，而不是基本构架的改变，更不是文化模式的再造。另外，黄土文化中所包含的牧猎文化成分，也不完全是外民族侵入的结果。因为周代时，华夏族的区域还集中在中原一带，西北地区，包括关中、晋西北一带压根就是戎狄的领地。这些游牧部族，少数民族中，一些是侵入陕北的，一些本来就是土生土长起来，只是没有完全被华夏族、汉民族同化而已。民族间的同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经过长期的渗透而完成的。陕北一带多民族的同化经过了三千年的融合才完成。因此，不能将黄土文化中游牧猎文化成分看作是外来文化的侵入。
黄土文化属中华民族早期文化。但由于陕北属边远山区，地理环境、交通等条件极差，经济价值不高，因此成了一个与外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地区。这使得黄土文化至今仍保留着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特征。可以说，黄土文化是民族早期文化的留存。
这正是黄土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个价值不仅仅对黄土文化而言，更是对民族文化而言。
四、对立、统一的黄土文化结构
黄土文化，是一个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统一体。
这仍然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有史以来，先后有近二十个部、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其中一部分本属陕北族民之一，是这一带的土著，如猃狁、犬戎、白狄、党项等，一部分则来之较远的地方，如女真、吐谷浑、高丽、龟滋等，有的甚至来自于中亚，比如月氏人和栗特人等（见前秦建元三年《邓太尉祠碑》）。这些本地的或外来的族民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一带的长期居民。多民族的文化会合一起，许多方面就形成了对立，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时间才是真正伟大万能的，它像一剂消融良药，能将对立双方慢慢溶解在一起，并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来。当然，这个溶解、重塑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试想，一个民族突然闯入了另一个民族的领地，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的动荡和你死我活的拼杀。然后，战胜者同战败者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下来。年复年，月复月，渐渐地，历史的冲突在双方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于是，他们开始贸易，开始谈论生产，开始民俗社交，开始通婚联姻——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互补。这就是文化的交融。在这个交融中，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观需要，一方面的极力发挥各自文化的长处，同时又极力吸取接受别个文化的长处，以弥补自身之不足，以适应民族社会。就这样，一个既对立又统一——以相互对立形式统一而成的文化模式被重塑了出来。然而有一天，又一个民族的铁骑踏上了这块土地，惊破了霓裳羽衣曲……。千百年来，众多的民族就这样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历史的悲喜剧，重塑着一个包容了多民族特点的文化——黄土文化。
黄土文化特色突出，显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心理、民俗、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这里试谈一二：
陕北族民成员的复杂性，首先形成了这一带人种的复杂性。由于某种观念上的原因，这里的人大都不愿正视人种问题。客观地说，哪个民族又不是经过演化而来的呢？
多民族的融合，其实是个人种的优化过程。陕北一带自古就是个出美人的地方。传说中的貂婵、吕布就都是陕北人，有民谣为证：“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应当说，早期的陕北族民，也就是在秦代之前的陕北人，大都归属于犬戎或猃狁部族。虽然距今已数千年了，但多民族的特点在陕北人身上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陕北人身材较高，体型为中性；体魄较健壮、舒展，结构较匀称，少有大胖子体型；眼睛较大，且多双眼皮；睫毛较长（俗称“毛眼眼”）；男人鼻梁挺直，鼻根处多有凸骨，也就是人常说的“早烟杆杆鼻子”。更有一些人双眉交织，眼窝较深，头发眼睛偏黄色，明显带有中亚人的遗传基因。
在宗教信仰方面，多民族的文化特点就反映得更为显明了。古代这里被称作的“猃狁”，定是一种较大野兽无疑，但究竟是哪种动物，已无法考之，但猃狁也好，薰育也好，犬戎也好，恐怕都与这一带原始部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山海经》中云：“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之崇拜，是祖先图腾崇拜的一种，它与南瑶族的盘弧崇拜（又称“盘王”，为狗的图腾）属同一性质。人们喜好打猎，讲究一旦获得猎物，猎人与狗平均分配之。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狗已经被人格化了。在古人的生存活动中，狗充当着人的助手和保护神的作用。它保护着牲畜，也保护着人。它的对手不仅仅是野兽，还有鬼魅。人们认为，狗能在夜间看到鬼魅，并常常与之搏斗，以保护住宅和主人。可见狗在人的心目中已经被神化了。白犬图腾崇拜无疑是游牧游猎文化的产物。
多民族宗教观念的融合，反倒使得这一带没有了明确的宗教。道教，为中国传统宗教，佛教从北朝时传入这里。这些大教都在这里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但是，这些宗教似乎还不很普及，没有形成社会性。这一带的宗教建筑还是很多的，几乎每个大些的村子边上都有个小庙，但这些小庙许多没有名称，不知其宗教所属。人们祭拜宗教圣地，大多还只是赶红火而已。可见宗教属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模糊的，只要是一座庙即可，且许多庙宇释、道交混。延安清凉山是一个较大的宗教圣地，山顶为道观，山腰为佛洞，其祀祈时间也是统一的，年年为古历四月八日，统称“四月八庙会”。
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教观念，但民间巫术却十分盛行。这表现于对神鬼的信仰，古来如此。《通志》云，陕北“人勤稼穑，俗尚鬼神”。这种鬼神信仰，是古老的原始信仰的延续。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场子，即由古代巫师的跳神演变而来。秧歌队沿门子拜年，据说就是为每家每户祈福禳灾，而民间的转九曲，有人说它来自于古代战争中姜子牙的“黄河十八阵”，其实是伏羲阴阳太极图的再现，形成或更早。
以上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黄土文化某些方面做一些初步探讨，许多方面，如心理、道德，民俗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说。总之，正是这多种文化的交融会合，构成了黄土文化的特殊形态。在这个形态中，保守与开拓，怯懦与勇敢，畏缩与开放，柔韧与强硬、勤劳与懒散，消极等待与积极进取等交织一起，相矛盾而共存，相对立而统一，由此形成了黄土文化自身的特点。
（作者王克文。本文曾发表于1992年台湾《中国民间文学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