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天走了，出了车祸。9月6日我听到这个消息惊叫了一声，接着下来脑子一片空白。9月7日上午，我们几人站在重庆垫江殡仪馆看到他时，这一切就如同庄周之梦，不知道高先生走了，还是我们的心丢了。原来推心置腹的好友瞬间撒手人寰，我们这些好友的心无处归依。前几天，他还谈笑风生，现在却与我们阴阳两隔。这几天，我对生命认识都混乱了。生命啊，您究竟是坚韧顽强，还是脆弱易断。说您脆弱,为什么子洲农村的种种磨难，长天仍顽强的活着;说您坚韧，为什么垫江公路的一个小小的沟坎就把生命的韧带折断。

有许多人以为我是高长天教授的亲弟子，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作辩解更正。他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我毕业于陕西师大历史系；他是老三届，大学是78级，我是应届生，大学是80级。一般来说，他是我的隔校师兄。在我分配来延大工作的26年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成为他的弟子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是先生给把关评判的,我写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他帮我修改推荐发表的，我与他合作出版了我们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沧桑圣土》。我成长最快的时期是给他当了六年秘书,他的人格气质、学术道德、知识素养各方面都影响了我,他是我没有学缘的老师,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我们成了人人羡慕的忘年知己。

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每遇大事我都去请教高先生,而他的意见往往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历史文化学院成立之初,他对我说,讲团结是大智慧,能团结是真本领。历史文化学院成立时的关键任务就是齐心协力振兴陕北史学。我们遵照先生指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他有史学家的风骨，文学家的才情，政治家的气度。他是我名符其实的人生导师、学术老师。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与他交往的人都是被他人格魅力所感召，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明人，我认为他是一个透明人。与人全剖一片心，不留半句藏掖话，与他交往的轻松舒畅是我们的共同感觉。他关爱周围的每一个人。1988年，我们一起创办了历史系，青年教师居多，青年教师从恋爱结婚到搬家生子，从专业深造到学术研究，他全程照管，俨然一位大家长。为自己家人的事情，他很难乞求别人；为教师的留校、深造、住房、学生的分配、提拔他到处奔走，不顾个人得失拍案而起据理力争。他经多方努力使得学院年轻人得到进步的机会。他是领导，他是老师，他又像兄长。

他是苦出身，种过地，挖过煤，在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平民主义情结，同情老百姓，特别是遇到家庭困难的同学，他都倾囊相助，许多贫困学生都受到过他的关照。那时他的家庭非常困难，有时竟是举债度日。去年，一个毕业了多年的学生还找他还钱，感动了我们许多人，而受过他资助的同学不计其数。

他淡泊名利，对人们称呼他“主任、主席、高参”满不在乎，唯独觉得人称他为老师，是他的最大光荣。他爱他的讲台，他爱他的专业，他爱他的学生，经常说八八级学生是他的黄埔一期，师生情谊溢于言表。在他的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十几次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临近退休之际，他怅然若失写道“屈指有生一花甲，执教四十嗟白发。但得朝晖连天彩，甘为孤鹜伴落霞。”我回诗安慰，“何须屈指数花甲，四十功名染白发。朝晖满天格外红，凤鸣西岐和不寡。”他回短信说：“倍感欣慰”，可以看出，教书育人是他最大的荣幸。

我们两人气质性格不同，处事方法迥异，经常在工作中学术研究中发生一些争议，甚至是争吵，但是我们的友谊始终如故。我们对国际关系看法不同，争论不断，但是我们两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对学生的管理方法不同，冲突常有，但我们都痴心教书育人的事业。学术争鸣不停，但我们都为了辨明是非。争论加深了友谊，争论增进了感情，我俩是同道中人，君子之交，和而不同。他是我朋友中的诤友。

他时常说“连小兵都不理解我，那我活得有什么意思了。”我对他的信任依然如故，但他却真的离我远去，我不禁有“子期远去，伯牙不弹”感慨。据回忆他悠闲地唱着陕北民歌，死神突然从人间把他夺走，在去见死神的那一刻他还是那样镇静自若。

看着他慈祥的笑容，看着他整洁的书房，看着他工整的手稿，我觉得上苍的无情，把无限的思念留给我们，把巨大的悲痛留给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精彩的演讲，再也看不到魁梧的身躯。有一句谚语是“大树倒下量得最准”，高老师倒下了，一切言语都无法准确表达您的一生，智慧、正直、坦荡、辛勤、苦难……

长天我友您走了，《陕北春秋》杂志第二期卷首语还等您撰写呢，陕北文化研究基地五年规划还等您修改呢，任老师的退休还要和你告别，呱呱坠地小宝宝还等您命名，但您永远地走了，走得是那样匆忙，那样惨烈……直到现在我们都没办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这里用他常在朋友婚礼上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感言：“黄土不老，延水长流”，黄土不老人已去，延水长流魂已断。

长天我友，愿你在天堂继续唱完那首戛然而止的陕北民歌，那里一定还有许多知音在等着您呢。您一生敬业乐群，在天堂您一定不会孤单。

别了长天，天堂安息！

2010.9.12（张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