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北地处中国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既是各族相互征伐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地方。据此而形成的陕北历史文化在礼仪、饮食习惯、服饰居所、民间艺术、方言、地名等方面都体现了民俗文化多元性的特点。
关键词：陕北 ； 历史文化 ； 民俗多元性
黄土高原“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的完整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1］(P-2)陕北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单元，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交汇之地。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犬戎、白狄、匈奴、林胡、稽胡、户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举。陕北成为华夏族（汉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这决定陕北历史文化具有民族多元性和民俗的多元性。
目前关于陕北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有马至融等主编的《陕北历史文化库》（陕北历史卷、陕北艺术卷、陕北民俗卷、陕北景观卷、陕北人文卷、陕北经济卷等）［①］。而关于陕北历史文化的民俗多元性特点的研究则较少，主要有段双印先生的《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②］和吕廷文先生的《试论陕北古代文化的特点》［③］。两篇文章中都提到陕北的历史文化具有民俗的多元性特点，而其他关于陕北历史文化的文章多是单纯的从某一方面去论述如：王冠、柳春生发表的《陕北民俗中的酒文化》［④］，汪东锋、李延梅发表的《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⑤］，袁占钊、姚正宽发表的《古朴的陕北民俗文化》［⑥］。但都没有作具体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作这方面论述。
一、陕北历史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陕北的历史区域大至包括约当今的延安和榆林两市或南北更广袤的地域。北括长城沿线内外，南至渭北北山，西界子午岭，东接黄河的秦晋大峡谷。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至今6000-2600年黄土高原年均气温比今天高0.5-2.0度，年降水高100-200MM”［2］(P-37)这样的地理环境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存就是证明。“战国秦汉之前的陕北地区的自然景观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盛，期间河谷地带也有少量的农业生产”［3］。之后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及人为的开发，陕北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交替之地。先秦时期对陕北开发几乎很少，秦汉时期对陕北的开发主要有修长城以拒匈奴，修直道以便辖管陕北之域，建堡寨之便屯兵，迁移民以开发。以后的逐步开发，规模也越来越大。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陕北成为边防重镇，宋元明都曾在陕北屯兵。到清代则天灾人祸，自然环境被极度破坏。直到今天的，千沟万壑。
陕北地处我国农牧的分界线，自古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因气候的变化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环境的困难，他们被迫大举南下，从而产生了民族
间的争战与融合。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等，中原王朝为扩张其疆域而大举北犯，彰其武德。“历史的事实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由于政治的作用，会促进和加强它们的接近甚至融合，被分割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由于政治的作用会使其逐步分裂产生不同的特点以至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4］( P-30）作为中华民族重要一部分的陕北地区，因其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历史文化， “陕北文化就是在陕北高原这块特定的黄土地上，陕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5］。陕北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
二、陕北文化的形成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当地的历史背景、民族演化、经济发展等联系在一起。
追溯陕北历史的源头，《国语》、《史记》、《帝王世纪》等典籍记载这里曾是 黄帝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域。商周时期陕北称为“鬼方”，是猃狁、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的主要活动地。春秋时期陕北为白狄、赤狄、林胡所居。这一时期百狄等诸族与华夏族的融合，既有战争也有交流如：晋献公曾娶百狄孤氏女，生公子重耳与夷吾。重耳在百狄流亡12年，曾居住陕北的延安一带并娶赤狄女子季隗为妻，至今，陕北子长县南沟岔乡有一川名曰“重耳川”。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才在这里正式建立有效的统治。秦汉两朝经连年的征伐，迫使陕北的游牧民族向草原和漠北迁移，而中原移民和兵卒的大量迁入，屯垦戍边，陕北也得大规模地开发。然而 “在秦汉400多年间，汉匈奴间的矛盾和战争是比较多的，但双方和平相处的时间仍多于战争的时间。在和平相处的时候，双方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即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也没有中断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还在加强。”［6］(P-113)这种表现正是陕北地区的真实写照。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是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时陕北主要有汉、羌、匈奴等族居住，先后建立的政权有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等少数民族政权。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王，建都统万城（今靖边白城子），国号大夏。统治地区包括今天的榆林和延安两市。后北魏、西魏、北周都对陕北进行过有效的统治。
隋唐时期，陕北成为中央王朝的积极管辖区，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下，杂居于陕北地区的部分突厥、稽胡等各族基本上都能与汉族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即使到唐后期和五代的混乱割据的情况下，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并未停止。
北宋时期。陕北居住部分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他们相互征战但也有交流、融合。隋初地处陕北的党项族平原部，因有功其首领拓拔思恭被唐王朝封为定难节度使，进爵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族便占据陕北今天的米脂、绥德、横山、靖边、榆林一带大片土地，至宋初李元昊联合党项各部建立大夏国，长期以横山山脉与宋王朝对峙，时战时和。交流与融合从没间断。到南宋后期陕北又成为金、夏、蒙人的角逐之地，延安城为必争之城。宋、夏、蒙边民对陕北的开发，使陕北农牧业、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与前朝相比，这一时期陕北经济的发展更增添了商品成分，也更具有活力，陕北的历史文化在此时已经具有多元性。到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1279年灭南宋。元朝建立后实行省、路（府）、州（县）制度，陕北地区属陕西行省，元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政权，陕北成为蒙古汉化的试验田。明朝取代元，但并未从根本上摧毁元朝的有生力量，退居漠北的蒙古铁骑，时时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于是明王朝在陕北设“三边”而榆林卫、延绥镇又以“一面之险独当三面之冲”，实为“重中之重”。明代陕北成为军旅繁盛之地，明长城成为边防屏障。
明清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加快了陕北各民族融合的步伐。这种各民族间的战争、交流、通婚、混血同化在明清以及近代都还有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更为陕北的革命注入了活力，也为陕北的历史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之后大批的新近青年以及革命同事来到延安，更为陕北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此陕北的历史文化完全形成。
作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的陕北地区，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又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独特的既体现一体性，有更多表现在民俗多元性特点的陕北历史文化。
三、陕北历史文化民俗多元性特点的体现
陕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如陕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
［1］礼仪文化中的多元性特点
礼仪文化包括婚礼、丧礼、祭祀、迁居之礼、贺木之礼、筑屋之礼以及其它的礼仪。其中最重要的礼仪是婚礼、丧礼、祭祀。
婚礼在陕北的礼仪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和中原传统文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都有定亲、结婚、拜天地，陕北的婚礼在一些细节之处又和少数民族的婚礼有相似之处。如北方少数民族的通行工具为马、驴、骆驼等，所以陕北迎亲很多地方就用马、驴、骡等牲畜驮，一切嫁妆都用来驮，包括新娘。此外北方的少数民族讲究女婿不亲迎，所以陕北的很多婚礼中女婿也不亲迎，而娘家人要见到女婿只能等到结婚的第二天“回门”时才能见到。《榆林府志》及各县县志及延安地区的北部各县志也都有记载。陕北的婚礼中特别讲究“财礼”《礼》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有也。”但这已成为一种定俗。新婚之夕，新房屏绝外宾出入，严守门户曰“压幢”。婚礼中的“压幢”、“铺帐”、“铺床”都传至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所谓幢、帐即“帷幕”、“帐幔”也就是少数民族的“穹庐”。“唐人婚俗中，把这种帷幕称为‘百子帐’，这一称谓传自南北朝时的北朝”［7］，“‘穹庐’的‘百子帐’之名出自游牧的鲜卑民族”［8］。现如今“铺帐”、“铺床”等习俗在内蒙的蒙古族、青海的藏族、甘肃的裕固族、东北满族以及鄂温克族仍然盛行。
财礼，“压幢”“叫儿孙”都是具有少数民族的特征。而陕北各县的婚礼也大致如此。但洛川一带例外，“妇女不轻出大门外，归宁往来，常乘骡马，以巾蔽其面，近者即回，远则越夕而返。”［9］
陕北的祭礼、丧礼中特别注重对死者的缅怀，也遗留有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习俗。冬至日送寒衣祭祖茔为少数民族习俗的传承，陕北长城一线的府谷、神木、榆林等县，“冬至正日，必于太阳落山后，各家男妇持果馔和寒衣送往祖先坟上，并持煤炭与祖先坟前搭火堆，拜祭如清明。精细人家还要正式地以白纸剪成简单的棉服状，夹层中实以棉花，成为十足的防寒衣，持之于坟焚之，草率者也必以白纸裹棉花敷衍。”。［10］清道光本《神木县志》载：“冬至数十内，男妇墓祭”。清乾隆本《府谷县志》亦载：“长至日，设肴果祀祖考，并祖考冢前以石炭烘火”。“其礼如元旦，亦备纸张，牲醴祭拜祖先”。定边县则“与门外焚纸锞，祀祖先”。这一风俗当与少数民族过冬至有关。“《燕北杂记》上说契丹人死后葬于黑山，‘凡死悉属此山神’，‘魂为黑山神所管’，所以与冬至日要杀白羊、白马去祭山神，‘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近山’祭魂是祭祖，祭山神，则是以‘生血代酒’，祈求山神善待祖先之意”［11］。这一民俗事象说明陕北礼俗的少数民族性一面。陕北的丧礼中有“烧纸火”的习俗，以烧给死者。而“鲜卑、乌丸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并且灵魂还得历经险阻，远达数千里之外的赤山，所以死者生前的衣服、佩饰物和所乘之马，是一定不可缺少，必须烧而送之，使其灵魂能够穿戴如生，骑着马顺利到达赤山。”［12］显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祭祀之俗中的“烧饭”、“烧器”和陕北民俗中的“烧纸火”、“送寒衣”二者之间有互通之处。
（2）饮食习惯中的多元性特点
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陕北农作物以种高粱、黍子、糜子、荞麦、小麦、为主，到明代以后马铃薯、玉米也成为主要农作物。受游牧民族饮食习惯的影响，陕北人也喜好食猪羊肉。榆林延安两市的风味小吃则各具特色。榆林北部人喜好喝酒、吃肉。在陕北北部各县，凡遇各种正式场合，或礼俗节日都少不了酒和肉这两种食物。酒和陕北人的饮食的关系至为密切。神木、府谷、横山等地深受蒙古酒文化的影响，喝酒，一般用大杯或碗，在“喝烧酒”的过程中一般都有“划拳”“行酒令”“唱酒曲”等助兴，陕北南部的富县人也酷爱喝酒，杜甫有感于此，曾写下了著名的《羌村三首》。榆林的羊杂碎以及大烩菜都是由于靠近蒙古族而受农牧饮食习惯的影响显著。而陕北中部的小米、荞面等也融合了北方游牧的饮食风俗，如羊肉面、荞面饸饹等。段双印先生把陕北的饮食概括为三点“一曰：烹饪为熬煮为主，二曰：以炒米炒面为干粮，三曰：腌酸菜”［13］。陕北日常交际方面的饮食习惯就典型是“搭平伙”，它主要的特点是分摊份子钱，食物平分和交流感情。这即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如打平伙活动多宰食羊只），也吸纳农耕文化的因素（平摊份子钱就包含了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
总之，陕北的饮食，虽然烹饪制作简单，但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淳朴、豪爽和实在。
（3）服饰居所中的民俗多元性特点
陕北出土的大量文物都反映出农牧相结合的特征.这也可以在陕北的民俗衣饰居所中找到痕迹.由于靠近北方蒙古族,所以"陕北人喜欢穿光板羊皮袄和白颜色的服饰，头包白羊肚手巾也成了陕北老汉的突出特征”［14］这种衣饰尚白的习俗应与戎
狄之俗是分不开的。“狄族信仰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教巫师以青、白、赤、黑四种颜色象征东南西北四方向”［15］这种原始的信仰后来演变成为牧民的爱好，并在他们的衣饰中得到体现。陕北古为白狄所居之地，所以陕北人尚白的习惯融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之中。而在靠近宁夏回族的地方，如定边、吴起、横山、榆林、神木等县，由于受环境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一地区成年人以老人喜好戴白色平顶小白帽和回教回人的帽子非常相似，这与陕北人的白羊肚子手巾有异曲同工之妙。陕北的居所大部分以窑洞为主。不过窑洞的样式也不一，有接口窑洞、并排窑洞、薄壳窑、石窑洞建筑群，复式结构窑洞建筑，对坐窑洞，叙坐窑洞等这些样式建筑形式主要是由当地环境土壤来决定。但靠近平坦高原沙地之处多建平房和土房。主要分布在靖边、定边北部。横山西北部等由于沙地不宜挖窑洞，所以当地居民以盖平房、尖顶房为主。不过也出现过特色的建筑，如伊斯兰教清真寺，主要分布在靖边、横山、榆林等地。也有基督教堂主要分布在今延安市、横山、靖边、榆林、绥德等地。绥德，米脂地区更出现了晋中地区的大院建筑，风格相似山西等地的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在榆林城中仍保存类似北京“四合院”样式的民宅建筑。所以榆林多年被誉为“小北京”，这是明、清时代被发配到塞上的江南官吏在榆林城落户后流传下来。所以说陕北人的居住习俗具有民族多元性。
［4］民间艺术的多元性特点
陕北民间艺术，精湛浑厚而又古老，汇集与各族的特色。
陕北秧歌，古称阳歌，它起源巫仪，隐含着远在的“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双重含义，后来又发展出现了榆林等地的“社火”，安塞、志丹等地的“腰鼓”，洛川的“憋鼓”，黄陵的“抬鼓”等。由于地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隘，这些民间舞蹈的姿式多体现为一种军阵乐舞，舞蹈本身蕴含着祭祀活动，包括祭祖、祭神等。而秧歌到“上元灯节前后数夜，街市偏（遍）张灯火，村民亦锣鼓为摊，俗名社火，义取逐瘟。”［16］其间伴随着跑旱船、舞狮子，跑驴等各种形式的民间舞蹈。尤其是跑旱船可以说来自江南的风俗，狮子则来自西域的风俗，跑驴是陕北的当地风俗，陕北人把这三种艺术融入到秧歌中，从而使秧歌这种艺术具有多元性和欣赏性。
陕北民间同时也具有拜火意识。其应当来自西域的景教（即拜火教）以及萨满教都有崇拜火文化的习俗，在岁时民俗中表现最为明显“（除夕）年终日……聚石炭作 塔状，燃于院中。”［17］十五日“元宵”夜，街市遍张灯火朗如白昼。长少聚观，小儿骑竹马灯为乐，先夕至次夕三日，火场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状或狮象形，燃之通明竟夜。［18］此外还有俗称 “转九曲”、“送火蛐蛐”“燎百病”等民俗事项都是拜火意识的体现。
说书是陕北的一种古老的艺术它也是对庙神表达敬意，一般内容都以历史题材或神话传说等故事，曲风融合了内蒙古一带的二人台，陕北的信天游，关中地区的秦腔。
陕北的信天游有大量外来因素，如在遣词用语上受山西“山曲”，宁夏、陇东等地的“花儿”，内蒙古南部的“爬山调”等民歌的影响较大。如《赶牲灵》、《走西口》等。本地同时也有从江南小调的风格，如“榆林小曲”，也有随革命形势变化的歌曲如《东方红》、《陕北出了个刘志丹》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陕北的民歌中更有诗性的特征，如《黄河曲》，《四十里铺》等这些民歌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习惯，男女爱情。可以说，陕北北部民歌带有蒙古族的“二人台”风格，而黄河沿岸的各县民歌中都带有山西的“山曲”的曲调。这样陕北化了的民歌开始变的浑厚圆润，高亢而又阴阳顿措。
［5］方言、地名的多元性特点
陕北方言地名等词汇中明显的留下了异族的痕迹，分音词的出现和大量异族地名的存在，应与陕北历史上民族大交替、大动乱有关，陕北话称父亲为“达”、“老子”，其称呼来源与羌人。说人倒霉叫“倒灶鬼”其来源于稽胡、突厥。把民间的吹鼓手称为“鬼子”实际为“龟兹”的谐音。龟兹为西域一少数民族，南北朝时传入中原的“龟兹乐”在陕北的唢呐中就有一定的体现。也有“蛮婆”、“蛮汉”两词是 从四川松潘和青海东南部北迁而来的羌族遗迹。而陕北人把青年人称为“后生”，把妯娌称为“先后”，把昨天称为“夜来”，把后天称为“外后儿”则应当是北宋时党项、契丹族的民族成分。
地名中更有大量的遗痕存在延长的可也村来源于稽胡族，《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稽胡呼堡为‘可也’”。《魏书》记载：洛川乞佛村来源于鲜卑族的姓氏，富县的哪哈源来源于女真族的姓氏，宜川县的秋林乡实为“丘林”为匈奴族的姓氏，还有宜川的赫列畔、延长的罗子山乡呼延村都为匈奴姓氏，其它还有舍利庄、铜提镇、钳二乡都为少数民族部落的姓氏。而陕北如有“墙、城、堡、寨、铺、驿”等地名一般都为军事重镇，如横山的为魏墙村、绥德的四十里铺、延安的甘谷驿、榆林的鱼河堡、神木的太合寨等。有“安”、“宁”之类的地名也大都是军事冲突区，如延安、安边、安塞、顺宁、抚宁、晋宁等。在靠近陕北北部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等地受蒙古族影响的地名也大量存在，如“海子”、“淖子”等，今横山有海则湾、榆林有大海则、神木的红碱淖等多处地名。大量的方言和地名透视出陕北古代历史多元文化的特点。
［6］陕北民间信仰的多元性特点
信仰习俗的多元性在陕北的集会中庙会最为显著。而庙会实际上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19］陕北的庙会大多体现佛、道等的宗教文化，如日期一般在四月初八（佛祖诞生之日）比较盛大的庙会有佳县的白云山、延安的太和山、神木的二郎山等“庙会期间唱戏、演皮影、皮匠说书、物资交易，各种小摊应有尽有。香客有许愿还愿者，有求儿求女者，有抱着公鸡给小孩过关者，有给神挂匾上布施者，也有抽签打卦问吉凶者。庙会三到七天不等，此习俗一直延续至今”。［20］ P-402）此活动多体现是一种敬神尊神的宗教观念。而这种信仰习俗在陕北地区具有多元的一面。陕北人的信仰不是唯一的大多民众佛道共信，也有信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其它风俗如放生，一般在六月青黄不接之际。借酬神之名，杀猪宰羊，全村居民分而食之，它既表达了对神的感激也表现了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习俗。这种神就是少数民族的太阳神，放生一般都是在大旱之季陕北祈雨活动时举行。
四、小结
综合上述可以对陕北历史文化的民俗多元性得出两个特点：（1）它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陕北无论其民族的多元性有多大，民族差异有多大。但自秦统一后就成为中央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就是在少数民族政权占据时交流与融合也并没有间断。陕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完全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差异性则是多元性的体现。（2）、陕北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开始发生变化陕北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变化是指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引起陕北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别风俗习惯的差异性扩大，如民间艺术：安塞的腰鼓、陕北的剪纸。另一方面大部分风俗习惯的差异性变小，甚至模糊不存在，如饮食习惯、礼仪文化等。这就要求大丛对陕北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
陕北历史文化的民俗多元性特点因陕北地理环境是其决定因素，又因陕北的发展历史使其具有必然的多元性，而历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政策对多元性的促成起到推动作用。这种多元性就体现在陕北居民的吃、穿、住、行之中。陕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下陕北的民俗在礼仪、饮食、服饰、居所、民间艺术、方言和地名、信仰等诸多方面的民族多元性体现了陕北的民族融合状况，也能表明陕北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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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袁占钊. 陕北文化概览［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①］ 陕西省政府专题项目大型系列丛书《陕北历史文化库》马至融为副主编，主持撰写出版了《陕北历史卷》5种、《陕北民俗卷》4种、《陕北经济卷》6种，其余的《陕北景观卷》、《陕北艺术卷》、《陕北人文卷》还在编纂中。另有高长天、张小兵《陕北历史文化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②］ 段双印 《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N］ 延安日报
［③］ 吕廷文 《试论陕北古代文化的特点》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7年1期
［④］ 王冠、柳春生 《陕北民俗中的酒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 2期
［⑤］ 汪东锋 李延梅 《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广西社会科学 2005年 9期
［⑥］ 袁占钊 姚正宽 《古朴的陕北民俗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2期
（作者：胡雷 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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