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地理的坐标上，延安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它头枕长城，北面与榆林地区接壤;东临黄河，与山西省吕梁地区隔河相望；足蹬黄龙山脉，南与渭南市毗邻；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地区的庆阳市为邻。滚滚延河，自西而东汇入黄河；滔滔洛水，纵横南北由渭入黄。地形地貌更具特色。大约与甘肃为界，北部沟谷交错，梁峁起伏，为黄土丘陵沟壑地带；南部地势多平直开阔，原地与平凉相间，为黄土丘陵沟壑地带；在它的东南黄河沿岸和黄龙山、子午岭一带，则岩基裸露，缓梁低丘波状起伏，又是石质低山丘陵地区。造物主是公平的，它虽然没有赐给延安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山明水秀的外表，却在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山峁沟壑下面埋藏了71亿吨煤炭，4.3亿吨石油，33亿吨天然气以及5千万吨紫砂陶土。如果说延安的地上地下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公园，也许一点也不过分。
在我国广袤浩瀚的版图上，延安确实不大，总面积37037平方公里，辖13个县（区）。约200万人口，大体与宝岛台湾省相当，却比东欧的阿尔巴尼亚、西亚的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这些国家还大了些。但它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又很大很大。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在历史的坐标上，延安也是中华民族版图上一块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走进这片黄土地，人们首先油然地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在苍松翠柏的簇拥中，静卧在桥山之阳。他所代表的英雄时代，奏响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第一华章。古往今来，黄帝陵便成为华夏儿女心目中的圣地。革命圣地延安，曾经以她贫瘠的腹体和甘美的乳汁孕育了我们共和国的胚胎，也哺育了千千万万个革命志士，从而成为一切革命者和全国人民向往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默默的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她慈祥沉静地泻到壶口以后，突然怒吼起来，沸腾起来，带着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冲出龙门，一泻千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创造，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写照么！黄帝、黄河、黄土地，在这里三位一体地组合着。这种神奇的组合，共同培育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延安精神，使她不但是民族圣地，也是革命的圣地。
延安的历史文化结构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多元化。殷商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这里先后有猃狁、鬼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延安古道上，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也有出征将士的猎猎军幡；既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厮杀，又有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在历史的阵痛过后，产生了多民族的融合，也产生了多元特征的文化，可以说，在延安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和次生林。
明白了延安民俗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我们再来鸟瞰延安的民情风俗，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为：
地域差异性。
甘泉县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地理上又同榆林地区接壤，两地共同构成陕北方言区。各县方言虽有差异，但彼此可以沟通交流。风俗习惯也大体相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时代，榆林各县移民大量迁入延安，两地风俗交流融合，又大大地缩小了原有差异。在经济上，这里亦农亦牧，但牧业经济的色彩更浓一些。粮食作物主要是糜子、谷子、荞麦。大体是一幅“高原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的风情画卷。我们可称之为延安北部民俗文化区。
甘泉县以南的富县、洛川、黄陵、黄龙、宜川五县为黄土高原沟壑区，地理上同关中平原接壤，各县方言基本与渭北高原相同，语言学家把它划入渭北方言区。风俗习惯上，对延安北部和渭北高原两地的风俗兼收并蓄，形成鲜明的北方特色。这里传统的农业区，土地宽广肥沃，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兼种五谷杂粮，虽然也有畜牧业，但占得比重较小。这里的风情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地接关辅风承周秦，境临洛渭俗融戎狄”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延安南部民俗文化区。
原始古老性。
文化传播的规律，总是由近及远。如果把旧文化圈比作一泓清水，把新鲜文化比作一粒投入水中的石子，那么它所激起的涟漪总是一圈一圈地朝外扩散，直到岸边才沉淀下来。如此往复，边沿地区的文化传播进程老是比中心地区晚一些，它沉淀的总是比较古老的文化。沿岸地区的传播文化面貌也是这样。由于这里山大沟深，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畅，文化传播速度较慢，一方面，轩辕本土的原始文化积淀深厚，成为埋藏很深的底层文化；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新鲜文化缓慢地传播到这里后，由于环境的阻滞，也沉淀下来。如此层层累累的堆积，使延安的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原始古老性。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场子，即由古代巫师的跳神演变而来；秧歌沿门子拜年，据说是为每家每户祈福消灾；而民间的转九曲，便是阴阳八卦图的艺术展示；又如延安南部地区结婚时不是对着双喜拜，而是对着写成的“双雁”字样，这是周代婚礼中奠雁礼的残余，在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再无第二例。如此等等，延安民俗的原始古老可见一斑。
来源的多样性。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是民族融合的漩涡地带，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延安民俗来源的多元化。虽然代远年湮，戎狄之风尚存，在衣、食、住、行、岁时节日以及民间艺术中仍然表现出来。在民众精神素质上，“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延安府志》）这种崇武尚勇的彪悍气质，使陕北成为历史上屡屡爆发农民起义的地方。最有名的当数李自成领导的陕北子弟纵横天下，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统治。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延安民众创建了在全国白色恐怖中幸存的红色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有了一个长途跋涉之后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这种“习弓马，好战斗”的民族素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们身上游牧民族的血统的影响。延安民众崇武尚勇的彪悍气质，在安塞腰鼓，洛川蹩鼓等民间歌舞中表现得非常浓烈。那一队队武士装扮的鼓手，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伴随着舞者足下飞扬的尘土所卷起的阵阵黄浪，展现的正是古代将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壮阔场面。在日常生活中，延安民众衣裘尚白的白狄风习、少事烹饪的熬煮食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穴居野处”的窑洞民居等等，渗透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生活气息。过去，延安民众主要是以毛驴骡马代步，春节期间广泛盛行“出行”风俗。在大年初一或初二，全村人集中在一起先祭神，然后骑在牲畜背上尽情奔跑，比赛角力，同蒙古族赛马几乎同出一辙。这种“出行”风俗，在全国汉民族文化圈中实属罕见，确实耐人寻味。
革命创新性。
延安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革命文化的策源地。从陕北“闹红”起，革命文化就开始荡涤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观念与家族统治和封建婚姻观念，这一点在陕北民歌中有充分的反映。特别是延安新文化运动以后，极大地促进了旧民俗的改造利用和新民俗的创立。众所周知的陕北大秧歌，以手拿象征革命的弯镰斧头的秧歌头，取代了手拿牛尾拂尘的领舞者，使这一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一扫过去那浓厚的祭祀气氛，成为宣传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为传统文艺形式的革命与创新和促进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名闻遐迩的安塞腰鼓，也是经革命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先是在解放区流行。后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号角，响彻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被称为胜利腰鼓。延安民俗的创新浪潮，对于全国新民俗、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冲击，不可小量。
延安民情风俗的特征还可以说出很多，但足以揽胜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胜者，独也，优也。独特而且优胜，这就是延安风情的魅力所在。（段双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