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居是古人在悬崖上修凿的居所，在北京、山西、陕西、湖北、贵州、福建等地区均有所分布，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着眼于北京延庆、华南和鄂西北等地区的崖居，对于陕西延安地区的关注较少，本文拟从崖居的分布情况入手，对延安地区的崖居试作探讨。
延安地区的崖居，又称作崖窑、窨子，是由开凿于悬崖之上的土质或石质居室组成的特殊居所，其建筑方式以凿岩修壁为主，居室形状多为方形或圆形，彼此之间用甬道、栈道连通。根据居室的数量可将崖居分为单体崖居和群体崖居。单体崖居由1-5个居室组成，形制简单，通常只有门、窗等基本设施；群体崖居由多个居室组成，形制复杂，内部设施更加完善，包括有炕、窗、通风口、排水口，部分崖居内部还修筑有蓄水池。崖居在延安地区有广泛的分布且数量众多，其开凿时间不晚于宋金时期，并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国时期，崖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呈现出自身的分布特点。
一、空间分布特征
崖居是历史时期延安地区统治者和地方民众用以却敌御乱、躲避匪祸的重要场所，通过对崖居的野外踏查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整理可知，崖居的分布与山川、河流等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从整体上看，延安地区的崖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并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崖居在延安市下辖的十三个区县均有分布且数量众多，目前已经发现并确认的崖居有526处。其中位于延安市西北部的吴起、志丹、安塞、甘泉四县的崖居有313处，占延安市崖居总数的59.5%。按照河流流域划分，在洛河中上游和延河上游流域，崖居的分布密度高于其他区域。从规模上看，群体崖居的数量逊于单体崖居，只占总数的16.3%，与遍布延安地区的单体崖居相比，群体崖居集中分布于志丹、安塞、甘泉、富县。其次，从崖居与山体的关系上看，崖居普遍依托山崖，建在地势险要之处。根据不同地势地貌，其开凿的具体位置也有不同：（1）开凿于靠近谷底的位置，例如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山窑子崖居群，上距山顶70米，下距谷底30米。此种崖居所处的山体主要由黄土层构成，且坡度较缓，只有靠近谷底的位置才有天然形成的陡峭岩石层，故崖居选址于此；（2）开凿于半山腰处，例如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神灵寺崖居，上距山顶20米，下距谷底15米。崖居所处的山体坡度较陡，其位置与山顶和谷底保持有相当的距离，多数崖居采用此种方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延安地处中国北方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易旱气候区，全年气候变化受制于季风环流，太阳直射点在南，冬季盛行西北风。崖居作为依山而建的居所，根据避风向阳的原则，理应坐北面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延安市富县境内的崖居为例，该县境内有崖居54处，其中有10处崖居门窗向南，只占总数的18.5%。这就说明崖居只是短期内的简易居所或有其他用途，并非用于地方民众的长期居住。最后，从崖居与河流的关系上看，崖居普遍分布于河流、沟渠沿岸，而单体崖居和群体崖居在具体的分布上存在差异。单体崖居广泛分布于大小河流、沟渠沿线，而群体崖居集中分布在河流干流及其主要支流的河谷地带，即洛河上游干流（志丹、甘泉境内），洛河支流周河、葫芦河和沮河，延河支流杏子河。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较好，历史时期延安地区的交通线和城址聚落多选址于此 ，因此客观上崖居的位置亦靠近交通线和城址聚落，这一点在群体崖居的分布上表现尤为明显。
二、时间分布特征
延安地区崖居的开凿时间不晚于宋金时期，并一直延用至清末民国时期。在延安市甘泉县香林寺崖居就发现有“金贞祐二年三月”的题记。在地方志书中亦有关于崖居的记载： “民间岩砦（余子俊筑边墙时凿岩寨八百余所）多足避兵，如老崖窑、金鼎、三台诸山，其最著者。”通过对崖居内部题刻题记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可知，崖居的开凿有三个高峰时期，即宋金时期、明中期、清晚期。
1、宋金时期
在宋金时期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延安作为宋、西夏、金的交战频繁区域，爆发大小战争近20次，且集中在西北部：宋宝元三年（1040），宋、西夏延州之战，元昊自率军攻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东南），进围延州（延安）；同年，宋将任福率军攻西夏，围白豹城（今陕西吴起西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西夏攻宋鄜延路（治陕西延安），自长城（今宁夏固原）一日进至金明寨（陕西安塞南）；金贞祐三年（1215），夏乘金军与蒙古交战之际，由西向东攻环州（今甘肃环县）、保安（今陕西志丹）、延安等地……由于河谷区域可以满足军队快速机动的需要，且杏子河、延河、洛河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故西夏针对宋、金的军事进攻多选择沿杏子河、延河、洛河河谷推进，宋金对西夏的反击亦是如此。在对崖居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杏子河河谷、延河上游河谷和洛河上游河谷有大量崖居的密集分布，这与宋金时期对峙双方的交战区域和军队机动运输路线是吻合的，而且在洛河流域的甘泉县石门和下寺湾的崖居中，发现有金皇统四年（1144）和金贞祐二年 — —贞祐三年（1214-1215）的题刻，并有“维大金国贞祐二年西贼犯界至此”的石刻题记，据此笔者认为，早在宋金时期，吴起、志丹、安塞、甘泉四县就开凿有崖居。
2、明中期
自明朝建立之后，对于延安地方安定的最大威胁即是北方蒙古部落的袭扰，这一情况在明朝中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据刘景纯先生在《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的统计，明宣德至万历时期一百九十余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对延绥镇的侵扰有54次，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侵扰活动有10次左右。有鉴于此，明正统之后，政府开始营建更为严密的防御网络体系，相继增设卫所、堡寨，改变和调整不合理的防御布局，最为重要的补充主要集中在堡寨上面，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即是延安北部地区崖居的大量修筑。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用三个月完成了边墙堡寨的修筑， “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嘉靖年间，右佥都御史王遴在《量复城堡官员疏》中，以“（余子俊）开设城堡三十六处，并筑边墙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决，鲜有完壁。而吉能等复占据河套，可不预为之防乎”为由，建议设置官员“专管修筑城堡事务……先仅沿边三十六城堡，次及近边葭州、绥德州、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安塞、清涧等县，次及民间堡、寨、窖、窨，逐一相度，渐为修理”。在陕北方言中，崖寨、窨子即是指崖居，故余子俊主持修筑的崖寨以及王遴在上疏中所提到的“民堡、寨、窖、窨”就包括有崖居。在甘泉县下寺湾镇香林寺崖居发现有“（明）天顺三年二月”的题记，在志丹县杏子河镇吕川崖居中，发现有“保安县（原）林里王进（之）（子）（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十二月己丑初一立打（窨）（第）二座□价银伍什五钱计开五间定”的石刻题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北部地区（现在的吴起、志丹、安塞、子长、延长、延川等地）在明朝中期时有崖居的大规模修筑。
3、清晚期
清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回民起义，延安地区民众的反清武装斗争亦随之高涨。同治五年（1866），回民起义军达十万之众，同年，西捻军进入陕西，已经撤往甘肃的回民起义军闻讯接应。六年（1867）二月，回民军翻越子午岭，由陇东沿葫芦河进入鄜州（陕西富县），此后陕北成为了捻军、回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要战场。同治八年（1869），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余部被迫撤离陕北。战争致使无数生灵涂炭、田园荒废，给当地带来沉重的灾难，与之对应的则是崖居的大量修筑。在延安市不同区县的野外调查中，民众普遍介绍称当地的崖居主要是在“清末躲乱时”开凿的。地方史志亦认为崖居主要修筑于“回汉战乱”之时： “民为防患，多在悬崖陡壁处打窑子，隐居抵御”。由于清末同治年间的战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使得延安地区出现了崖居修筑的第三次高峰期，这一时期崖居的开凿范围和数量均盛于其他时期。
三、影响崖居分布的主要因素
崖居作为历史时期延安地区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居所，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是崖居大规模存在的必要条件。从地理环境上看，延安地处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低且夏季多暴雨，境内黄土梁、峁基本呈连续状分布，沟涧地与沟谷地交互纵横，梁峁相间，且黄土梁的下伏基岩系由中生代砂、页岩和上新世三趾马红土组成，在此种地质地貌上开凿居室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便于崖居的大量修筑。从文化民俗上看，崖居受到了窑洞的影响和启发。窑洞是黄土高原地区古老的居住形式，按照建筑方式可分为挖土式和箍造式。挖土式窑洞即是黄土窑洞，它又主要分为靠山窑、沿沟窑和下地窑。靠山窑是依山崖挖掘而成，沿沟窑是在冲沟的两边土壁上挖掘而成，下地窑是在平坦的地面上向下挖一个四方土坑, 然后在每边的土壁上挖掘窑洞。崖居与靠山窑、沿沟窑颇为相似，只是崖居将位于山坡、冲沟的窑洞迁移至悬崖之上，部分的将土质窑洞改为石质居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崖居。从历史环境上看，延安地处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东与山西隔黄河相望，西邻甘肃，南连关中平原，北通鄂尔多斯高原，位于农业区向畜牧业区的过渡带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在这一区域展开过激烈的争夺。此外，延安地区自然基础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部分百姓在生存艰难之时便落草为寇，把掠夺社会财富作为生存手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落后的局面，形成了“落后-匪患严重-更落后-匪患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作为危及地方安定的社会顽疾，延安地区的匪患呈现出易发、多发的特征。以上两方面因素致使这一地区战乱频繁、匪患严重……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从北宋到清末，发生在延安地区的战争有62次之多。故延安当地对崖居有着巨大的需求。崖居对于民众而言，它是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之时的安身之地；对于统治者而言，它是军事防御体系的有力补充。作为却敌御乱、躲避匪祸的防御设施，其首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一）安全要求
为确保自身的安全，崖居通常依托陡峭山崖，建在地势险要之处。这一位置易守难攻，要进入崖居，或从山顶索降进入，或从谷底攀登而上，进攻方的兵力优势无法在狭小的悬崖上展开，而崖居防守方借助有利地形，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以延安市志丹县永宁镇象咀村槐树庄组的老崖窑崖居群为例，该崖居群位于村东约1000米的老崖窑断崖上，紧邻洛河，由25个单体崖居组成，下距河谷约150米。清同治七年（1868）七月，西捻军残部袁大魁部进驻老崖窑崖居，清军屡攻不下。翌年四月，清军数千人围攻义军，从崖顶用绳索吊下兵勇，以柴火、辣椒等火攻，袁大魁部据险防守10天，弹尽粮绝，清军方才攻克崖居。由于延安地区降水量偏少，水资源匮乏，日常用水主要依靠地面径流。尽管部分崖居内部修筑有蓄水池，但无法确保崖居内的用水安全，毕竟战乱匪患持续时间不定，短则数十天，长则数月，唯有靠近河流方能保证崖居内的生活用水。加之河流为崖居提供了天然的防护，这与古代的护城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崖居普遍分布于大小河流、沟渠沿岸。
（二）社会需求
对于民众而言，崖居主要是满足其躲避祸乱、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需要。为了确保人员财产在紧要之时可以迅速转移，崖居普遍靠近聚落城址。而在黄土高原地区，稀缺的水源迫使人们选择临水而居，因此崖居多分布于河流沟渠沿线。与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相比，河谷地带平坦开阔，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进而形成了主要的农业区和人口聚居区，积聚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这就使其成为地方匪患严重之时的首要掠夺对象，加之主要交通线普遍选址于河谷地带，这里亦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主要交战区，受战争的影响较大，因此这一区域的民众对于崖居有着巨大的需求。相对富足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保证其有相应的实力来开凿崖居，故河谷地带的崖居分布更为密集，规模也相对更大。
（三）军事需求
对于统治者而言，崖居主要是满足其抵御入侵、控扼交通的军事需求。交通要道多选址于河谷地带，使之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为此中原王朝统治者在这一区域修筑大量包括崖居在内的军事防御设施。北宋时期，在宋夏交战区域，险、要无法兼顾，守要者无险可恃，恃险者无以守要。地形上的劣势使处于平坦河谷的北宋堡寨无法有效发挥阻击夏军的功能，故宋军招募弓箭手，使其“聚居险要”，“与城寨相应”。通过考古调查以及对文物普查资料的分析可知，这一区域的部分崖居视野开阔，且与城、堡、寨隔河相望，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崖居据险、堡寨扼要的局面：崖居内的守军可以及早的发现敌情，向附近据点发出预警，并与堡寨“共力御之”；战况危急时，可以将堡寨中的人员、物资转移至崖居。游牧民族往往是途奔袭，单纯依靠后勤运输无法完全满足其作战需要，故采取就地掠夺的方式来补充给养，而转移粮草、坚壁清野之举措使敌人“刍粮无所继，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俱困”，利于己方取得战事胜利。
结语
纵观延安历史，我们发现延安的战乱在宋金时期、明中期、清晚期呈现出高发态势，且这些战乱频发于延安地区的西部和北部，这与北宋时期，宋、金、西夏在此长期对峙，明朝蒙古各部频繁南下、晚期的农民大起义以及清朝回民起义不无关系,也契合了延安地区崖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和在时间上出现了宋金时期、明中期、清晚期的开凿高峰期的历史背景。历史时期延安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促使了崖居的大量出现。 无论是民众出于躲祸避乱的需要，还是统治者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崖居的选址分布都尽可能的考量了与周边山体、河流、聚落等地理要素的关系，以期在战乱和匪患肆虐之时尽可能的确保自身安全，进而实现其却敌御乱、躲避匪祸之目的。延安地区崖居的修筑一方面体现了古人优秀的建筑智慧、建筑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当地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变迁和社会治乱状况的见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