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延安时期，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为这一时期的
干部学校教育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延安时期干部学校主要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大学的陕北公学 ，在其办学的近四年间，始终受到张闻天的重视与关怀。
一、“应办几个大的学校”与陕北公学的创建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总负责人张闻天认为，作为干部学校的党校、政治学校及党的训练班，“这也是党内教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每个党的干部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后，进党的学校去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根据地办党校班训练班及政治军事学校，大批的培养干部，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早在 1936 年 12 月 2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随着全国群众运动的开展，我们活动的范围应更大”。为此他提出“应办几个大的学校”。关于延安时期早期的干部学校，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 1937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有两所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中央党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与日俱增”抗日军政大学已无法容纳大量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闻天“应办几个大的学校”的指示，洛甫(张闻天)、李富春、李维汉、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等人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延安创办一所面向进步青年的社会性大学。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外创办一所学校(即后来的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种边区所需要的地方干部，直属中央领导。对此，李维汉回忆道，“为了开展全面抗战，以最快的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人才，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在此之前，即 1937 年 7 月底，林伯渠、成仿吾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开始筹备陕北公学成立事宜。8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 9 月 9 日和 9 月14 日，《新中华报》分别刊登筹办消息《林伯渠等六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和招生简章。在陕北公学创办初期，张闻天还先后致电潘汉年、谢觉哉等人，布置陕北公学招生事宜。1937 年10 月 6 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致电潘汉年:“(甲)陕北公学招生资格以初中毕业与具有同等学历者为合格，每月收膳费六元，第一学期一次交足二十四元。日常用品自备。特别者可以免费，已在云阳招考。(乙)各地自动来者近来很多。依照此间房子与粮食情况，至多再收一百五十人。所以同意你在上海方面特别介绍的办法，吸收少数优秀分子来此学习，人数大约以二三十人为限，多则没有办法。”1937 年 10 月 21 日，张闻天、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在兰州的谢觉哉:“可介绍最好的学生三十人来陕北公学，贫苦的可免收学费。”
二、“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与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与张闻天“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的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1936 年10 月11 日至12 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干部教育与培养是为加强党的工作的最重要的工作”;红军的教育“主要是党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是非对立的”，“教育方式反对图表式的，要使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能够灵活运用，这要成为一种风气”，“教育方式与教材都应注意改变”，“应少而精”，“应与文化教育联系起来”。10 月 18 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上授课的讲稿《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以单行本印行。在第四节“干部问题”中，张闻天强调指出:“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千万不应该看轻理论的学习”，“我们教育工作的中心，全不在于使我们的干部多记一些教条与公式”，“而是使他们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而是使我们的干部学会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根据上述指示，以及毛泽东“尽快培养抗战干部”和六届六中全会“实行国防教育，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服务战争”精神，陕北公学制定教学方针为:“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
三、数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商讨并决定陕北公学的性质及办学事宜
(一)主持召开直接以“陕北公学”为会议讨论
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陕北公学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大学校”现有公开资料显示，张闻天主持召开过两次直接以“陕北公学”为会议讨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次是在 1938 年 2 月 20 日，出席会议的有康生等(会议记录所列为:“康生、洛甫、凯丰、富春，参加者:仿吾、罗迈、邵式平、申力生”)。会议听取成仿吾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今天是第一次正式讨论陕公工作，这是一所初创的学校，经过半年，已经建立起正规和威信，今天则要求它更前进一步。他说，陕公的学生大多数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热情，也都是能吃苦的，我们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培养青年干部，从中吸收一批新的党员，并使党员与非党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造就一支民族革命的干部队伍。同时，他指出，要明确这所学校的性质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学校，但它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学校。因此，我们的工作方法就要适合于这两方面的特点，争取群众达到统一战线的水平，另外争取一部分达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过去我们有点把陕公看做是党校的扩大，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按照这所学校的性质与任务来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与作风，要更多的用民主的群众的工作方法，采用柔性的方法，经过大家集体讨论的意见来执行，使学生心悦诚服，发扬学生的自动性、积极性，发扬民主、自由活跃的空气，同时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另外一次是 1939 年 3 月 4 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公教育方针问题，到会者有毛泽东等(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康、陈、明、祥”);参加者有“富春、代远、仿吾、张浩、罗迈、瑞卿”。 毛泽东强调陕北公学的统一战线学校性质。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张闻天说:要确立陕公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大学校”，要提高质量，延长学习时间。
(二)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并决定陕北公学办学事宜
除了直接以“陕北公学”为会议讨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外，张闻天还数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书记处会议涉及到陕北公学，商讨并决定陕北公学行政领导人选、师资队伍、教材编写等具体办学事宜。如，1938 年 1 月 4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等(会议记录所列为:“洛甫、泽东、陈云、康生、国焘、凯丰、富春”)。会议决定党校教员训练班要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班合办，中央一级干部也要参加，合并成一个高级研究班。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各种教材都编两种，高级研究班集中在清凉山上课。张闻天发言并宣布，由陕北公学教员班等合成的高级研究班，其“中国问题”课程研究室指导人为洛甫;“何干之、李柏才调陕北公学，陈伯达到党校”;1938 年 1 月 30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康生等(会议记录所列为:“洛甫、康生、凯丰，参加者:罗迈、王学文、张启龙、曹一欧”)。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陕北公学写的农运教材很不好;今后康生任党校校长，罗迈调陕北公学工作;现在还准备在陕公找五十个优秀分子培养教员; 在 1938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听取成仿吾关于陕北公学的报告后，张闻天发言强调陕北公学的办学重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队伍、教学方法等方面要注意的事项，认为要把政治理论的学习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在课程设置中增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比重。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对陕北公学的建设包括组织领导、规章制度、师资培养、学生管理以及经费问题等提出了许多意见;最后这次会议决定成仿吾任陕北公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负责整个行政工作;李维汉任党团书记，负责党和政治工作以及人事问题。会议还确定陈昌浩、王若飞、徐冰、张然和、吴亮平担任教员; 1938 年 12 月 7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康、稼祥、陈云;参加:富春、罗瑞卿”)。张闻天在发言中主要介绍其所兼管马列学院情况:学院今年五月一日开学，第一班学员一百一十人，学生主要来源是党校与陕北公学，还有抗大。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王稼祥为主任、陈云与李富春等参加的委员会，负责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组部干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全部学员的编组计划。张闻天平时也对陕北公学的办学高度关心。如1938 年 4 月，张闻天在中央党校作完报告后同时任党校校长的李维汉谈话，通知李维汉中央已决定他去陕北公学任副校长。张闻天要李维汉去陕北公学需注意两点，一是帮助学校领导搞好团结;一是要放手吸收新党员;562 1939 年 7 月，陕北公学千余人从旬邑到达延安，“党中央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同志亲切地接见我们陕北公学的几个负责人，传达中央的有关决定，并一同仔细地商量有关事宜”。更有甚者，陕北公学在并入延安大学之前，曾有人提议要撤销陕北公学。1941 年 8 月 18 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等，讨论国际形势等问题。在会议讨论到关于“‘陕大’ 存在问题”时，有人提出“‘陕大’似无存在必要”，对此张闻天发言表示不同意:“我主张留一个非党的大学，留下名义今后好招收学生，就先招百余人也好。”会议最后根据张闻天意见保留“陕大”。
四、“约定毛泽东洛甫等领袖常作讲话”:亲自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或演讲
在陕北公学办学的近四年间，中央主要领导人是陕北公学的常客。毛泽东就多次在陕北公学发表讲演，并为陕北公学题词。和毛泽东一样，张闻天也亲自担任陕北公学的教员，并多次发表演讲等。李维汉认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非常关心陕公的成长，“这种得天独厚的的条件，是陕公能迅速发展和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早在1937 年10 月，陕北公学就“约定毛泽东洛甫等领袖常作讲话”1938 年 2 月 20 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闻天、毛泽东、凯丰等中央负责人每人每月到学校作一次报告。时任陕北公学教务处长的邵式平在总结陕北公学实施国防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说到，“在这里，我想应该说明陕公的教员都是在革命战斗中的领袖和优秀分子。他们中间，有的是全国敬仰的领袖，如毛泽东、洛甫、康生、李富春，……他们确实是学生尊师，他们为了国防教育的创立，为了陕公的发展，建立了极大的永久不可磨灭的功绩。”根据李维汉的回忆，陕北公学授课教员“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在陕北公学主要讲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青年修养的演讲。对此，李维汉和成仿吾在其回忆录中都有记载。根据李维汉的回忆，“党中央的其他同志也非常关心陕公的成长”，如“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与青年修养的报告”。成仿吾在其回忆录中也写到:“张闻天同志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此外，1938 年 2 月22 日，张闻天在延安接受《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采访，回答他所提问题。记者问:对现阶段中国文学有什么意见? 张闻天答:我在陕公的一篇讲演中曾设计这个问题，作为检讨过去“左联”、“社联”的错误。 这都佐证了张闻天曾经在陕北公学作关于中国文学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演讲。张闻天在陕北公学作过在当时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引起不小轰动的关于青年修养的报告。这就是 1938 年 4 月 12 日，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所作《论青年修养》的演讲 。张闻天在演讲中指出，陕北公学的同学之所以“不远千里而来陕北这个比较荒凉的地区”，来到“物质条件是很困难”，“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教育设备都很简陋”的陕北公学，就是因为陕北公学的同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们有高尚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使我们的青年，在过去，在现在，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与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 在演讲中，张闻天多次对陕北公学的学员提出殷切希望，认为，“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青年，一般的是觉悟程度较高的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的确有责任去领导另一部分比较落后而又占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发动他们，教育他们，训练他们，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组织力量”，“然而怎样可以使我们陕公的青年能够负担起这个先锋的领导的责任呢?”张闻天的回答就是“要同群众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张闻天呼吁陕北公学的学员必须以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你们今天在陕北公学学习，明天就要到抗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只有这种不断的学习，才能丰富你们的知识与经验，才能使你们成为一个能干的革命者，才能使你们更能负担起在自己肩膀上所负担的责任”。
总之，陕北公学的创建、教育方针、办学性质等，都和这一时期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张闻天也影响着陕北公学的行政队伍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影响着学员的招生、培养;张闻天甚至影响着陕北公学的教材编写。正因为这，1938 年《新中华报》“编印纪念特刊”，特约毛泽东、洛甫等为《陕公筹备周年纪念》“担任写稿”。 可见，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高等干部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培养出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人才，为赢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张闻天的确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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