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历来被看作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带，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文化个性。曾经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陕北文化少受外界侵扰，形成一个颇为封闭的文化圈，保留了其原始而厚重的文化底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陕北，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文学意义上的陕北，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富有多重意蕴的文人想象，在不同作家笔下不断地被建构。相传清代光绪年间，陕西靖边县知县王培棻所作的一首描绘陕北的《七笔勾》，勾起了人们对陕北的无限遐想，那“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川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的原始荒蛮，那“猪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的豪放与野性，那“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语出不离毬，礼貌何谈周，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的直率与粗俗，令人难以忘怀。贺敬之的一首《回延安》又使陕北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红色圣地，“梦中的宝塔”、“滚滚的延河”、“白羊肚手巾红腰带”成为陕北的象征。显然，文学的想象性建构使“陕北”呈现出原始荒蛮、红色圣地等多重审美意蕴，并与延河水、宝塔山、信天游、白羊肚手巾等意象密切相关，具有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小说中，通过对陕北人苦难日常生活的诗意叙事，生动地呈现了陕北人原始而古老的生存形态，建构了一个北京知青他者视域下贫瘠而诗意的审美想象空间。他以自己插队陕北真切的生命体验，以深邃的人的生存命运的哲思，发出对贫瘠荒蛮黄土地上锐意生存的陕北人生命的礼赞，呈现出温馨而诗意的审美意蕴。
一、他者视阈下的审美观照
“他者”原本是 20 世纪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用语，是与“自我”相对的一个概念。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概念实际上隐藏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他者是‘我’与‘你’在跨文化的相互镜照与跨文化的互动诠释中，相对于第一人称‘我’呈现在第二人称‘你’诠释客体上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或者也可以阐释为“他性”，“指的是不同于既定标准或社会群体，或在生存和本体上处于非我状态的人。”也即“我与别人在性、种族和差异关系之间的区别” 。显然，倘若撇开其中自我中心的意识形态因素，他者是与自我互为参照的，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彼此互为参照，成为对方反观自身的他者。陕北在史铁生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与他之前北京文化生活迥异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因此，在其小说中，陕北始终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而存在，他始终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陕北。这种异质文化的审视使得史铁生笔下的陕北显现出别样的风味。
(一)原始荒凉黄土地的诗意之美
贫瘠的黄土地在史铁生这个他者的视野下显得雄宏而奇特。作为北京知青，史铁生对即将插队的陕北充满了奇异的浪漫遐想。在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插队无异于一场说走就走的异地之旅，意味着异乡风情、陌路邂逅，充满诗意。那一排排看起来很革命的窑洞，那让人从心里感到崇敬的“羊群与披着老羊皮袄的拦羊老汉”，那如斧砍刀劈般塌下去的深谷，起伏不断的山梁。那半崖上默默地生着的葛针、狼牙刺，原始一样的荒凉、沉寂的天地，所有的一切在史铁生这个他者视阈中是如此新奇。这是一个与喧嚣、繁华的北京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片原始荒凉的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勤劳善良、刚毅坚强的老乡，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不甘贫困、执着追求着丰衣足食的朴素理想。他们视土地为命根，与牛羊鸡犬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勤俭善良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悠扬的信天游是他们排遣忧愁苦闷、消除疲劳最好的方式，荒凉沉寂的黄土地因勤劳善良的人们而颇具生气与诗意。傍晚时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进山挖野菜的孩子们“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 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俨然一幅温馨诗意的劳作晚归图。仿佛人们一天的艰辛劳作在晚归羊群的咩咩叫声中顿然消散。那些从小就懂得辛勤劳作的清平湾的孩子们天真活泼、淳朴无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悠哉悠哉、其乐融融。北京断然不会有此情景，陕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史铁生这个他者的视域里无异于田园牧歌。即使是那繁重的田间耕作，在史铁生笔下亦充满诗意，意味悠长。“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没有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更没有无限膨胀的贪婪欲望，有的只是安宁祥和的日常生活，勤劳朴实的人们及其率真坦荡胸怀中锐意进取的精神。”显然，史铁生笔下的陕北无异于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让人“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悠然超凡，令人神往。那贫瘠的黄土地上时而疲惫凄婉、时而欢快诙谐的吆牛声，那不断游走延长的“深褐色的犁迹”、“山背洼里一落一扬”闪光的镬头夹杂着人们的欢笑声，悠远绵长、辽远哀壮的诗意油然而生。可以说，恰恰是陕北这片异域的黄土地，使史铁生年轻的心灵得到慰藉，与当时北京残酷的阶级斗争相比，陕北安宁祥和的生活似乎更适合于人性本真的自由释放，自然就成为诗意抒写的对象。
(二)陌生化视角下的日常生活情趣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创造的概念，原本用于探究诗歌语言，后在艺术领域被广泛使用。所谓“陌生化”即是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反常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延长审美感知，增强审美效果。史铁生小说中描写陕北的地方，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陌生化叙事的艺术效果。首先，陌生化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陕北乡村、北京都市这两种异质文化碰撞在一起，彼此互为参照。陕北老乡对于初来乍到北京娃的神秘感不亚于外星人，“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惊奇地看着并发出‘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一捏厚厚的铺盖，‘咳呀———!’摸一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一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他们对仲伟的假牙一脸困惑，“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嘛介?”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以陕北老乡的视角叙述北京知青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新奇有趣，与《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对于北京知青来讲，陕北无疑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没有上班的人潮与下班的车流，也看不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阳光下散步。有的是那“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的油灯，“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陡岩峭壁上宛若棋子的黑白山羊，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的老乡以及“石碾的吱扭声，人的吆驴骂狗声，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引吭高歌” 等等。古老而奇异，充满乡土气息。其次，陌生化视角下的陕北方言叙事充满了张力。方言是他者的发现，在他者的视域里才会被关注，被阐释、被抒写，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陕北方言在史铁生这个他者看来颇为新奇、独特。在他的笔下不断地被阐释。他处处将陕北方言与北京话进行比照，运用北京话进行诠释，产生一种新奇的叙事意味。譬如，陕北话中煤矿叫“碳窑”，称庄稼人为“受苦人”，不知道要说“解不开”，说昨天晚上是“夜来黑喽”，生病要说“难活”，牛犊叫“牛不老”，“做过啦”是弄糟了的意思，“窑里”即家里，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叫作“玄谎”。尤其是那个“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的“哎呀”在他者的视域里是如此的神奇，“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
小说中，这种陕北方言叙事充满张力，延长了人们对陕北方言的感知时间，获得独特的审美意蕴，耐人寻味。
二、陕北民歌与生活场景所营造的审美想象
陕北民歌作为陕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元素，是陕北人长期以来对社会历史、生命体验自然朴实的表达，是陕北人日常生活心灵、情感的折射与寄托，具有很强的叙事抒情功能。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兰花花》《赶牲灵》《三十里铺》都以自然朴实的日常生活语言讲述陕北人独特的日常生活体验，简洁凝练，充分调动了欣赏者的审美想象，去填补其叙事的空白，使演唱者与欣赏者共同沉浸于民歌所营构的审美想象中，获得审美愉悦。史铁生深谙陕北民歌这种日常生活叙事的艺术魅力。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中，他坦言，“艺术的美感在于想象，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 这种艺术创作思维的顿悟得益于陕北民歌日常生活叙事的启发。在史铁生看来，“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是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因此，在其小说叙事中，他扬弃了传统小说精心营构离奇故事情节，刻意塑造传奇人物形象的写法，既不凌驾于读者之上，高人一等，也不进行道德说教，装点粉饰。而是任凭自己的情感思绪飞扬，让真诚质朴的文字贴心游走。民歌化的叙事，简约的文字、独立的叙事片断蕴藏了诸多有待读者想象参与的审美想象空间，增加了小说的召唤力和艺术感染力。首先，巧妙借用大量陕北民歌营造叙事空白，激发审美想象，使其小说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史铁生小说中信手拈来的陕北民歌，营构了颇具审美想象的文学意境，为贫瘠苦难的黄土地频添几分生活情趣。譬如《插队的故事》中，随随与英娥的爱情叙事，作者巧妙借用陕北民歌日常生活抒情叙事功能展开人物间的对话交流，既符合情境，又情趣盎然。拦羊的随随遇到穿着红条绒鞋挖野菜的英娥，唱到“你妈打你不成才，露水水地里穿红鞋。”“你穿红鞋坡坡儿上站，把我们年轻人心搅乱。”“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们旁人球相干。”“大青石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一连串的陕北民歌，机智风趣、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处于爱情萌发期的年轻人真实的心理。之后，几乎每天“一个拦羊，一个寻菜”。一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浪漫的爱情故事通过陕北民歌娓娓道来，“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巧格溜溜手手拔苦菜”、“白布衫衫缀飘带，人好心好脾气坏。”悠扬的山歌诉说着凄婉的爱情。“打碗碗花就地开，有什么心事慢慢来。”“一对对山羊串串走，谁和我相好手拖手。”“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阿弥陀佛天知道。”“百灵子雀儿百灵子蛋，谁不知道妹子没好汉。”“百灵子雀儿百灵子窝，谁不知道哥哥没老婆。”“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两人的爱情故事完全借用陕北民歌展开叙事，没有动作、神态、细节的描写，质朴自然的民歌叙事语言，营造出凄婉而浪漫的审美想象空间，韵味无穷，令人感动。其次，细碎绵长的日常生活语言营造出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史铁生充分吸纳陕北民歌这种简洁凝练、质朴自然的日常叙事艺术手法，以细碎绵长的日常生活语言营造出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突显出贫瘠黄土地人们自然本真的人性，为苦难叙事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使小说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意蕴。譬如《插队的故事》中，当孩子们看到明娃未过门的婆姨碧莲时，紧追其后问到“寻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给明娃做婆姨了是?”碧莲红了脸，忽然转身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吗!”娃娃们笑嚷着散开。 孩子们质朴稚嫩、毫无恶意的调侃充满生活气息，为陕北贫瘠苦难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随随的自我调侃令人忍俊不禁，当被徐悦悦问及有没有婆姨时，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问下啦!”“怎么没见过?”庄宁问。“常来串哩，你们倒没见着?”“哪个村儿的?”“朱家沟，叫个黑玉英。”众人都笑起来。“笑什么你们?”“照照”，一个老婆儿说，“‘黑玉英’串来啦。”不远处“哼哼”地晃过来一只老母猪。 也许是因为生活太苦了，才需要这样的苦味揶揄，史铁生把自我的这种生命体验借助逼真的日常生活场景呈现出来，通过这种自我解嘲与调侃突显陕北人坚毅乐观的心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破老汉与婆姨女子们的戏谑依然充满情趣，当破老汉憋细嗓子唱《走西口》时，婆姨、女子们起哄，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破老汉顺势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在婆姨、女子们的一片叫骂声中，破老汉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典型的陕北日常生活场景，细碎绵长的陕北日常生活语言，真诚质朴的人们，嬉笑怒骂，没有恶意嘲讽，纯粹的逗乐。这看似粗俗的日常生活语言，实则是陕北人生命本真的直观呈现，不做作，不掩饰。日常生活戏谑替代了人们感官的欲望，成为苦难生活的调味品，让读者在这日常生活场景中品味艺术韵味，感受质朴率真的人性魅力。
三、苦难叙事中的人性温情与生命礼赞
苦难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生存境遇，似乎与文学密不可分。史铁生小说中有着十分强烈的苦难意识。或许是因为疾病所致的身体残疾，使史铁生对生命中的苦难有着更为刻骨铭心的体验，并由苦难的品味转向人的生存命运的思考。史铁生坦言，“我不觉得一说苦难就是悲观。……我也不觉得编派几个走运的故事就是乐观。……我总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下着雪，几个外乡来的吹手坐在窑前的篝火旁，窑门上贴着喜字，他们穿着开花的棉袄，随意地吹响着唢呐，也凄婉，也欢乐，祝福着窑里的一对新人，似乎是在告诉那对新人，世上有苦也有乐，有苦也要往前走，有乐就尽情地乐，雪花飞舞，火光跳跃，自打人类保留了火种，寒冷就不再可怕。我总记得，那是生命的礼赞，那是生活。” 因此，史铁生巧妙地将人性的温情投向苦难的生活，并将人的生存命运与苦难的日常生活融在一起，使真情尤显弥足珍贵，人物命运更易触动人心。其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作品高度礼赞了陕北人在苦难生活中的质朴善良，拓展了小说刻画人性的广度与深度。《插队的故事》中，勤劳的明娃妈坚信北京没有治不了的病，为尽快攒钱到北京给儿子看病，她没日没夜地劳作。疤子更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碳窑里掏碳，无私的父爱、母爱不言而喻。明娃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爱，出于对父亲的爱，他恳求母亲“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一家人互相体贴关爱借助这种苦难的情境突显出来，令人唏嘘感慨。苦命的瞎老汉为了节省钱给养子随随娶媳妇，死活不愿意去看病，他不想拖累随随。他所能做的就是到那土崖上去，和那条狗在一块，望得随随拦羊回来。面对苦命的瞎老汉，随随亦充满了关爱，不是亲生，胜似亲生。苦难也让山里的孩子过早地成熟，变得懂事，怀月儿把在学校分得的肉菜与白馍端向家里，要给她大、她爷、她妈、她兄弟都尝尝。所有的娃娃都想起家里人，骄傲地端着碗，一边用筷子蘸点肉汤在嘴里嘬，一边往回走。苦难生活中成长的他们懂得分享与感恩，尽显人性之美、心灵之善。即使素不相识前来乞讨的吹手，贫穷苦难的陕北老乡亦能慷慨解囊，或多或少都会给，他们知道，谁都有难下的时候。即使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洪水中捞到了死羊、圆木时，他们依然不忘想起它的旧主人，真诚地喟叹“不晓哪庄里又倒了运”、“日这洪水的妈。不晓得又把谁做过了。”真诚质朴，毫不做作。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当我生病时，家庭困难的队长不忘端着一碗白馍给我吃，当得知我需要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时。拦牛的白老汉漫山遍野地去找，托人捎给我。当看到知青们做饭手艺不佳，手忙脚乱，热心的老乡挽了袖子，主动帮忙。而当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尝尝时，她们都退却。他们知道“心儿”家不容易。不善言辞的老乡们以最朴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善良。陕北老乡的勤劳善良、真诚质朴及其面对苦难的乐观刚毅感染了作者，使他处处慨叹老天爷的不公平，让他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原始荒凉的地方，并极力歌赞他们坚强不屈、永不言败的精神，唱出黄土地人们生命的赞歌。每当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一点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生活的艰难让他们懂得节俭，在他们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线，自己纺的;布，自己织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儿炒了，再放大锅里熬，慢慢的麻渣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酱也是自己酿，用麦，或者也加些黑豆。单是买些盐。还要买些颜料，把织好的布染黑。”贫瘠的土地使陕北人除了直面苦难外，别无选择。他们认识到，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因此他们称自己为受苦人。这种直面苦难的生活姿态使他们能在遭受苦难时，心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与刚毅的勇气，不气馁，不放弃，默默耕耘着，生存着。可以说，在史铁生小说中，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贫瘠苦难的日常生活，热情朴实的陕北乡亲，高亢辽远的陕北民歌，全都化为作者心里跳动的音符，化成一种生命符号封存于心底，作者可以随意幻化出美妙动人的乐章。透过陕北老乡的苦难生活，史铁生似乎获得了某种生命的启示与力量，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真诚逐渐显现出来，情不自禁地诉说着自我本真的生命体验，并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阐发对于苦难生活的体认及人们生存命运的思考，发出对贫瘠黄土地生命的礼赞。礼赞中难免又透露出几分命运的无奈，“人的命运真不知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那个因未给医生送礼而失去儿子的破老汉及孙女留小儿，那个如出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早死去的明娃，那个在北京“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在陕北却已是七个孩子母亲的三十五岁的明娃妈，不善言辞的疤子、苦命的瞎老汉、随随、碧莲、英娥、怀月儿等，那些“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的山沟里出生的孩子。甚至是那将倒了肉汤的土地舔成了一个坑的狗，那“呼嗤呼嗤”喘着粗气，累得草也不想吃的牛等等，无不打上作者对生存命运的思考。诚如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中所言，“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偏远闭塞的陕北少年“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 ……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陕北老乡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与些许无奈。
总之，史铁生把自我的生命体验、生活感悟与小说人物的悲情命运交融在一起，通过小说创设的日常生活情境，将自己对于人物生存与命运客观冷静的思考融入其中，任由读者去沉思、体悟，在有限的言说中传达出无限的意味。作者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苦难叙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切，朴实本真，没有来自大城市的骄傲，没有出生的优越感，更没有戏弄、嘲笑、不屑，有的只是对生命的怜惜、感慨、对人类苦难生存命运的沉思，呈现给读者一个贫瘠苦难而又诗意温情的陕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