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历史考察

作者：谭虎娃，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我们党成立后，遵循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论著。他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加之由于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等影响，使得调查研究难以全面推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出学校，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联系群众进行经常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端正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

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首先忙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重提调查研究，准备将部分调查材料汇编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下了序言一。在序言中，他写道：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但因各种原因，《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事宜被暂时搁置。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中再提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正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但在党内遗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有一定市场，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加入党内的对党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的党员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久经考验的一些老同志也产生一定的迷惑。

面对这一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毛泽东同志讲了现状，提倡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并分析了错误思想的根源，以及未来工作的方法。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又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在这一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问题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如何消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摆在了党的面前。对此，党中央给出的答案就是进行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在延安整风发动之前，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启动搁置三年多的《农村调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见，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基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决定还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他在按语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1942年1月，《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调查研究意义重大，“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对于中共中央倡导和要求的调查研究，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主动示范，积极参与。1940年，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甚至专门取走水样和土样送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最后选择到土地肥沃的南泥湾垦荒屯田，创造了南泥湾奇迹。10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2月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区、乡基层的具体材料。194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作实地调查，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广，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当然，短短的一年的推进，工作还未做得彻底，有些人依然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纯粹技术工作与简单统计工作看待，把调查研究工作仅仅看作少数人的专门工作，而不是每个同志所必须要做的工作。

为使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并对各地执行程度进行了全面检查：各级领导机关是否进行了讨论和如何执行，是否在同志中进行了教育以及如何教育，建立了何种调查研究机关以及有无具体办法培养专门干部，决议中收集材料的方法是否实行以及如何实行，是否动员了全党全军及政府各级机关和全体同志开始注意调查工作等等。这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于调查研究执行的程度并不非常满意。因此，3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干部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求得对这些文件及报告精神实质的了解，然后进一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

调查研究成为延安整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其中第五个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了使得学习深入，整风中实行了学习测验制度。9月，安塞县学委会举行学风文件学习测验，题目中有：整风学习中，你感到自己的工作部门哪些地方存在主观主义毛病？哪些地方调查研究不够，你计划怎样改进？关于这样的考试，在当时的整风学习宣传报道中比比皆是，即将调查研究与党性、学风、作风相联系，从而让党员干部在思想深处有所震动，在革命实践中有所行动。

把调查研究推向深入，党的领导推动和示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针对1940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的空前财政经济危机，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普遍宣传。1944年7月28日，他致电李先念等人，请各地就党外人士工作、减租、双拥、军队建设、人民负担等十项重大问题进行扼要答复，其目的是“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这反映了党的重大决策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决定的，另外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复告诉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实际的情况如何纷繁复杂，只要去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掌握情况，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人民满意的政策。

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历史观，对于这一论断，延安时期他还讲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一历史观，对于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成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只有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才能真正理解人民大众有着无穷的力量，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才能明白群众中有着我们任何个人所万不能企及的丰富经验，最终才有甘当大众的小学生的态度，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次，有了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立场观点，有了当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的对象群众才会讲真话讲实话，才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期望，并把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办法真心实意地讲出来。最后，有了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调查研究的形式上才不会“走马观花”，“搞一窝蜂、一锅粥”，不会“调而不研”，而是能真心抓住调查研究中心环节，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统计，不仅仅在于各种死的材料知识的搜集，而更加重视学取群众的经验。

二是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我们党认为，调查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力武器。首先，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调查研究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洞察事件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列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锁钥。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换言之，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最后，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方法。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所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没有结合、结合得好不好的重要方法，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准确与否、深刻与否的重要方法。

三是“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不是从现实中找到一点根据来自圆其说，不是给实际套上一个主观臆造的规律，而是从问题出发，了解对象，熟悉他们的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政策。首先，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搞调查研究，只有目的搞清楚了，才好围绕其展开工作，才能为这个中心服务。其次，在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抓住要点。详细地占有资料，就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亲自出马”、付诸行动，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进行典型的“解剖麻雀”，要抓住主要矛盾，“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要研究，要决定政策。深入系统的调查后，熟悉所有的材料，辨别材料的价值，找出内部联系和矛盾，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自觉的调查研究、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发展需要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