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公元989－1052），字希文，祖籍陕西邠州（今陕西彬县），后迁往苏州吴县。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卒谥文正，人称范文正公。他在上任延州之前，已经三遭贬黜，先后出任饶州、润州和越州知州。元昊反叛后，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辖宋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任陕西都转运使。不久迁为陕西经略、兼知延州，负责西北军事。
陕北地区乃至整个西北，自古就是边塞要地，是关中平原乃至中原地区的屏障。从“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在宋代，整个延安地区（囊括今延安地区和榆林绥德、米脂一带）是西夏与宋经常交兵的地方，突破了这道防线，关中乃至中原就裸露无疑。钱穆曾对宋朝的内外形势做过中肯分析：“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之外复有西夏。”所以北宋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守备也是重中之重。
宋仁宗康定元年李元昊发动了宋夏延州（今延安）之战，宋军主将不辨敌情，中了西夏军设下的埋伏，被围困在三川口（今延安市枣园镇西约20公里处），最后被分割聚歼，全军覆没，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只有州城延州侥幸免于陷落，但也被夏军整整围困了一月有余”，延州之战惨败。导致“横山以南到延州一带，诸堡砦多已陷落，宋西北防务的一翼已失去屏障，西夏军队则拥有进退裕如的主动权。”“东西约四百里无藩篱，人心危恐”，形势异常严峻，延州经略范雍由此被贬。在此危难之际，北宋朝廷起用了范仲淹，迁其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
范仲淹走马上任延州后的半个月，谢绝宾客，微服私访，暗中走遍了军营，拜访了当地的乡绅，抚恤伤兵，走访将士。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后，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很快扭转了北宋在陕北边防的被动局面。首先，改革边防旧制，严明赏罚。宋制规定：“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若遇贼兵来寇略，则规定官职小的先迎战。范仲淹认为这种旧制不分贼兵众寡，“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极不合理。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即改革军队编制和作战方案，实行“将兵法”，将州兵分为六将，每将率领三千人，视贼寇多寡轮番御敌，由此改变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既可提高官兵作战的积极性，也可降低不必要的牺牲。
范仲淹另外项举措则试图改变宋军从建国以来形成的骄惰积习［］。由于北宋士兵基本上实行终身服役制，士兵堕怠戎事、不思立功和消极颓废遂成普遍现象，军队战斗力极差，不堪一击。因此，范仲淹上任后，将严肃军纪，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方略，坚决贯彻执行。
如《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记载：“康定元年十一月一日，鄜延路巡检李惟希下兵士王义等四人作闹扇摇军人，公到延州，据司理院勘到，并断送葛怀敏军前腰斩。”也就在同一月，虎翼军第九指挥王瓊把自己部下于兴砍到人头的功劳占为己有，后范仲淹知道后书断云：“夺戎士死战之功，误朝廷重赏之意，其王瓊集军员等处斩。”还有在国难临头之际，鄜州曹司马勋、张式、黄贵擅自克扣兵士军饷，范公认为“当此军期之际，兵士多是饥寒逃亡，若更克扣，转难存济。遂牒鄜州将马勋等三人对诸军处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做到令行禁止。当然在战争中立下功劳的范公也不会忘记嘉奖，以鼓励士气。康定元年二月，十七日，奏“张建侯、狄青等与西贼战于保安军有功，乞重加锡赐”。十一月十三日，范仲淹上奏：“狄青、黄世宁颇勇气，乞早加奖用。”又“十六日，奏张继勋破贼于归娘谷，乞赐酬奖。”由于范仲淹对待士兵号令严格，“必使畏法而爱己”于是将士日夜操练，军心大振，驻守延州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朝廷很快还将范仲淹这种治军方略推广到其他诸路。李元昊在鄜延一线遭到了强有力的遏制，西夏军互相告诫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到庆历三年，“上亲擢公（指范仲淹）与富（指富弼）、韩（指韩琦）诸贤而黜夏竦”，并颁诏“凡军期申覆不及，皆便宜从事。”
其次，修城固砦，层层加强防卫。
堡砦是北宋防御西夏的主要设施，在同西夏政权的长期抗衡中，无论是防御阶段还是进攻阶段，都采用了沿边修筑堡寨的措施。尤其是陕西鄜延路的延州、以及秦凤路的秦州（今天水）和泾原路的镇戎军（辖今宁夏固原县），始终是北宋抵御西夏的军事前沿。北宋在延州西北地区的防御设施，大的有城、砦，小的有堡、屯，堡屯是依托于城砦，以城砦为中心，在其周围设置的小军事点。范仲淹到延州之前，已有金明、塞门、安远［］等砦被西夏军队所攻陷。他认为“修复城寨即是远图”。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整修恢复被夏军焚荡的城寨，解除西夏对延州的直接威胁。
庆历元年二月，范仲淹在《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奏议中主张修复延州诸寨。一是鄜延线是西北宋军的主要粮草供给线，运输数量巨大，运粮草队伍可绵延三二百里，易被西夏军截断，安全毫无保障；二是自从“延州废却承平（延安东边10里处的废寨）、南安、长宁、安远、塞门、栲栳六寨之后，自延州去贼界二程，斥堠渐远，贼马动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贼转深入。又况延州东路废却诸寨归明弓箭手尽皆流移，著业未得。”第三个原因是废却诸寨附近蕃部所居，蕃部与汉户杂居，“今春（即庆历元年）未有土田耕种，若不修复旧寨，其蕃部既无活路，恐纠率打劫近边人户，走入横山贼界，则其患不细。”故先择有利处修复，“选骁捷将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对于他们的举动“朝夕便知”。即使贼来进犯，“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如果深入贼界，则犹如强弩之末，劳师远顿，胜算无几。
基于上述原因，范仲淹于庆历元年二月，“牒张亢修丰林城及万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东路承平、万安两寨，如久远可守，即进兵前去修复。二月又奏乞修复废寨。……四月，差周美、杨麟、陈永图等修复万安寨、丰林城、甘泉城，”工事完成后，又修延州附近之废寨，如承平、南安、新寨等。经过紧急修筑，从延州去平夏的东、中两条道路重新恢复了管辖，延州的防御森严壁垒。此外，派种世衡修筑青涧城（今陕西清涧）阻断西夏军队从绥银南进的路线。种世衡，康定元年西夏戎犯延安时为大理丞，任鄜州从事。他建言延安北二百里，有故宽州（今青涧城），请因废垒而城之，这里本为唐绥州之地，岁月沧桑，已成废砦。但它的战略意义在于“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有此三利，朝廷从之。以青涧城为依凭，种世衡加强了对当地兵民的军事训练，同时也在青涧城开垦良田2000多顷，招募商贾，贷给本钱，农商并兴，青涧城迅速繁荣起来。在修复城寨的同时，范仲淹还加强对沿边驿站的修缮，“遂牒延州，将牢山、新店［］馆驿量行修补，又留存甘泉新置驿。”，给过路人马提供便利。俟城寨坚完，留土兵（即当地士兵）以控守。在战略战术上，范仲淹下令：“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
“至此，鄜延地区东、中、西三路各有数座或十余座城寨据守防御，使夏军不敢轻易南犯，基本稳住了鄜延边境的严重局势。”城、砦、堡相倚为犄角之势。居民以城寨为据点，平时耕作，战时出击，有效地预防了西夏军队进犯。
第三，招徕流亡，招募土兵，淘汰羸弱。
宋时延州所统辖的陕北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民生疾苦。据《延安府志》记载：“延安，俗素称惰，家鲜盖藏。女不织纺，终岁衣食，与夫亲戚交际，而夫，又耕之不力，田不粪，每岁易塍而耕。即大有时尽，而所获不过下农之数。无惑乎，岁稍不登，辄流离失所也。”且“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居民以蕃部为主，蕃部有所谓“熟户”和“生户”之别，“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自从李元昊入侵以后，近界熟户也遭到杀掳，有的不得已流落西夏故地。范仲淹认为：“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且“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对于这些人当以招降为主。原因是“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所以熟户可以成为北宋政府努力争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康定初，赵元昊反，陕西用兵，朝廷将主要兵力都放到了陕西，鉴于禁军多为羸弱，不足以备守战，范仲淹认为：“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即当地士兵）擢用土兵的原因在于：第一，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指禁军），战守功倍。”第二，北宋戍守陕西禁军虺弱无能。北宋因军事上的特殊规定，禁军骄奢羸弱，没有丝毫战斗力。《宋史》称“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夫，摧峰陷阵，非其所长”，第三，“陕西久屯大兵，供费殚竭，减兵则守备不足，不减则物力已困”，还要支给其军饷等物资，朝廷实已被庞大的禁军给拖垮了，而“土兵月给差少”。第四，选用土兵还在于其“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但是当时守边的士卒多为来自东部，这些士卒远离家乡，他们久戍不归，“极伤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离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故范仲淹认为不如让愿意戍守边疆的士卒“迁其家而团集之”，免去其后顾之忧，一举两得。因此范仲淹上书朝廷建议用土兵，并于庆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蕃情、善射者涅其臂充。”让他们各备戎械，无事时归家营田，每月给盐茗，有警召集防守。土兵的军饷也比禁军少，如果朝廷给他们以适当军饷，示以恩义，那么土兵就会成为北宋在西北的强劲之旅。通过这些措施，北宋在西北的驻兵战斗力明显增强，李元昊再也不敢贸然举兵南下。
第四、推行屯田，减免赋税，让民互市，以通有无。
陕北地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家鲜盖藏。“气候苦寒，境内陂陀沙碛，十居八九，土脉枯瘠，岁运多歉，青草鲜毓。”范仲淹到了延州以后，看到满目疮痍、千里萧条的塞北荒凉之景，曾留下一首千古绝唱《渔家傲·秋思》，述边镇之劳苦，倘遇上天灾人祸，人民多流离失所，很多人依赖军饷以养家。因此，范仲淹认为要把延州建成牢固的军事防线，必须令民归业，大力募耕，寓兵于民，乃为治军长久之计。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地人民流离失所之苦，示民以恩泽，又可以部分补充驻防军的军粮困难。而“三时务农，大省给膳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利弊显然。政府可贷给或提供种籽与农具，使人民尽快投入到生产建设当中。
加之西北驻军耗费巨大，鄜延路运输艰难，在当地推行屯田，教民平时务农，战时打仗。在和平时期可以使士兵实现自给自足，战时的粮草运输也就不致过分吃紧。所以，当种世衡修筑青涧城之后，开垦良田2000亩，对于稳定当地蕃户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开通与蕃部接壤之边界榷场，进行互市，使民互通有无。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范仲淹还在《走论陕西兵马厉害》中陈述了开放蕃汉商贾贸易的意见：“请放行向南盐客，使客旅入纳粮草并金银钱帛数。更有逐处富实之家不为商旅者，以须以利劝之。……除给与向南末盐交钞外，更与恩泽。……使百姓乐输，三军乐战，则夷敌不利，中外无忧。”以城寨为依托，展开商业贸易，促进了城寨经济的发展。除了开垦荒地以充实仓廪以外，范仲淹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这对繁荣陕北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范仲淹在陕北时期众望所归，故人民甚至给他立生祠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后人还为了纪念他和韩琦的御边之功，在城东关建有韩范祠。后于明朝嘉靖二年，朝廷下诏在今天延川修韩范祠，故历代都有修缮，惜乎年久迹湮，而今已荡然无存了。他所到之处，即为当地办学兴教。据《延安府志》记载，在府城东南嘉陵山上，曾有范仲淹修建的嘉陵书院。在府城中心，今之宝塔山下摩崖石刻至今仍有范仲淹之亲书笔迹，赫然在目：“嘉陵山”之题词。
要言之，范仲淹在数年的边关生涯中，亲历了边塞之苦，对于战争及民生疾苦有深刻的体会和了解，所以他的防御思想在他出任延州知州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加强了北宋西北边防，改善了陕北兵民的生活状况，因之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世代景仰。《范文正公年谱》云：“公（范仲淹）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已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及其卒也，羌酋人数百为举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对于范仲淹的一生文治武功，明代著名历史学家李贽颇能代表后人的观点，他说：“天下唯相才将才最难得也。相才得，然后朝廷尊；将才得，然后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罗毕举于将相之门者，安可与将相并论也！”(高锦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