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二年五月设延安府，领州三，县十六，涉及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延安、榆林各县市。受“明清小冰期”影响及自身特殊的地理构造，该地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影响较大的灾害类别较多，给当地民众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也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学术界关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由来较久，早年的研究多集中于崇祯年间，其目的在通过灾害的表述说明农民起义的必然性。但通论该地区自然灾害的文字较鲜见，对灾荒时期民众生活状况的研究更是阙如。
一、 灾别及分布特点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内陆，境内的地貌以沟壑丘陵为主，地瘠民贫,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而且灾别繁多,破坏严重。
㈠ 旱灾。干旱是明代陕北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的是冬春连旱,秋伏连旱，当地有“十年九旱”之说。 据对陕北各县、市志不完全统计，终明代276年间，陕北地区发生较大的旱灾总计有104次之多，平均约2.68年一次。明洪武至洪熙年间（1368-1425年）这57年间，旱灾较少，仅有6次记载，平均9.5年发生一次。而宣德至正统这23年间，陕北地区发生的旱灾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共发生11次，平均为2.09年发生一次，其中宣德九年及正统年间8次旱灾造成“旱田皆无收”的局面。）成化元年至弘治年间陕北各县旱灾发生达到了第二个高潮。这40年间，有旱灾22次，平均为1.8年一次，其中以成化二十一年和弘治十一年，两次旱灾最为严重。当时陕北各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赤地千里，井邑空虚”。崇祯元年至四年全陕不雨，延安府大饥“人相食”。九年至十七年，陕北各州县连年不雨，是明代陕北地区遭遇干旱灾害最密集的时期。
㈡ 水涝。旱灾是明代陕北地区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水灾也甚多，且为害也相当严重。洪水冲毁农田、房屋、桥梁，淹没市镇，造成人员伤亡，作物欠收甚或绝收。
据笔者统计，明代陕北地区共发生较大的水灾43次，比旱灾较少，且平均6.42年一次。但规律性很强，明代前期明显少于后期。前期洪武元年至正德元年陕北共发生水灾13次，约十年一次。后期（即正德元年以后）共发生水灾30次，约是前期的2.3倍，约4.57年发生一次。而且相对集中以下两个时期：
嘉靖年间共发生水灾15次，占总水灾1/3强；平均3年一次。
崇祯年间共发生水灾6次，平均2.83年一次。
其它较大的水灾有：天顺八年（1464）“陕北淫雨禾损严重，民饥馑”。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榆林“大雨不止，二十九日，申时，河水泛滥，高涌数十丈，近岸民庐田地飘落无存”)崇祯二年，（、）六年，（、）八年及十四年皆 “暴雨突发，山洪成灾”。
㈢ 地震。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黄土层较厚，地壳较为稳定，按地质学理论来讲，发生地震概率应当较小，终明一代，据有关陕北地区地方志记载，发生了不同程度地震有42次。其中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初三日，“榆林地震，榆林城墙百二十丈崩塌”。应是陕北原发性地震。 其余41次均是受周边地区波及的地震。其主要集中在：⑴成化至弘治年间40年间发生地震8次，平均五年一次；正德至万历年间共发生地震24次，平均近5年一次；崇祯在位17年间共发生地震6次，平均2.83年一次。是陕北地震灾害极为密集的时期。
㈣ 其它灾害：笔者结合相关文献统计，终明一代陕北地区影响较大的雹灾有25次。弘治十一到十六年6年间发生4次，平均1.75年一次，频率最高。而后崇祯八年至十年有两次雹灾记载，但危害略小。虫灾记载有26次，常以旱洪的次生灾害出现。崇祯六年至十七年共发生虫灾9次，平均1.2年一次。冰冻灾害也是值得注意的自然灾害之一，共有18次记载。其它如：蝗灾、风灾、瘟疫等记载也不绝于书。
二 、灾害对民生的影响
灾害的频发，直接影响的是当地的米粟价格，此外也还会对灾民关系密切的住房、衣食、城镇等造成严重威胁。
（一） 米粟价格
频繁的自然灾害给陕北民生造成了极大困难，影响民生最大的是物价，而米粟价格尤为突出。一般而言，在正常年份，明代的米粟价格在洪武年间每斗铜钱100文至天启元年以后每斗55文之间波动，而陕北灾荒时的米粟之价与此相差甚远。
陕北灾荒时期米粟价格的记载，从洪武至正德间多语焉不详，记载缺漏，因而难以全面考查。但从嘉靖以后，各种资料中虽少有记载，但仍可窥其一斑。如嘉靖十二年，富县“斗米三、四钱，大饥”；隆庆六年清涧“大旱，斗粟三钱” ；万历十年陕北“大旱，斗米三钱，人相食，死者枕籍”；万历十二年米脂“旱饥，斗米银三钱”；万历十五年府谷，“夏大旱，斗米四钱”；万历二十二年清涧“八月，陨霜杀禾，斗粟三钱”；崇祯元年陕西、甘肃“二年三月奏，去岁陕西阖省荒旱，室若磬悬，野无青草，边方斗米贵至四钱，军民交困”；崇祯元年吴堡“天大旱，斗米银五钱”；崇祯五年 “陕北安塞大荒，斗米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坠而亡，人相残贼，僵尸遍野”。以后崇祯六、七、八年，均有记载，数目变化不大。崇祯十三年，“全陕大旱，饥。十月，粟价腾踊，日贵一日，斗米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综合分析明代陕北灾害时期的物价与全国正常年份的物价差距少则3倍，多则8倍以上，崇祯年间则更高。
（二） 灾民生活
灾荒时期，米麦不收，物价高涨。明代陕北每遇特大灾荒，灾民常以草根、柳叶、树皮、甚至捣石，吃“观音土”充饥。同时灾害也造成了房屋倒塌，市镇毁坏，田地淹没，使民众陷于饥困，严重威胁其生命安全。
1.灾害使陕北民众的生活陷入困难
据统计，明代陕北以旱灾发生频率最高，使灾民食不果腹。宣德三年，绥德、延川“春夏亢旱及秋霜，旱田皆无收”正统四年“延安府所属夏秋旱涝，田禾无收，水旱灾伤，人民饥窘”，成化二十九年和二十年陕北连年亢旱，民多饥，人相食……饿殍盈途，或气尚未绝，已为人所割食。嘉靖七年，绥德“秋八月，霜饥人相食。”隆庆六年和万历十五年，陕北遭遇旱、冰灾害，均出现民“饥，人相食”的惨剧。
2.灾害造成陕北市镇和房舍的毁坏
明代陕北偶发的水灾、地震等，也使民众受损严重。景泰三年，陕北暴雨成灾，八月，黄河泛决延安、绥德等处城圮”。弘治十八年八月，榆林双山堡大雷雨，毁坏城垣。嘉靖五年，陕北大水灾，芦河水涨入镇靖城，城内房屋全被淹没，只留城墙，嘉靖四十三年，洪水再次淹没该城，造成城垣俱废，民不聊生。天启元年，受甘肃暴发的地震的影响，“延绥孤山堡城陷35丈，入地2丈7尺”，几乎整体颓毁。
3.灾害造成大量灾民死亡和流徙
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陕北人口的死亡与流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灾后重建的困难。永乐十九年，陕西等地水旱相仍，陕北灾民至剥树皮，挖草根以食。“老幼流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正统十年，陕北旱灾、风灾、雹灾相继，民众“饥馑流移，死者相藉”。安塞、宜川县志中均有“万人坑”的记载，崇祯年间，天灾和人祸不断，陕北民众的逃亡更是形成了规模化。
总体来看，明代陕北灾荒多集中于嘉靖、万历、崇祯三朝。马懋才在《备陈灾变疏》中说延安府，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有“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民不堪命，无奈之下流亡、行抢、杀人、相聚为盗、抢掠富家、官府，引发了民变、最终导致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从而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三、 灾害的救治
荒政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稳定社会、维护统治、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措施。明王朝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有序进行，也始终把荒政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其主要措施有：勘灾报实、蠲免、赈济、赈贷、调粟、设立仓储、安辑灾民等。
明朝是建立在元末社会大乱，且灾荒不断的基础之上，朱元璋切身体会过灾荒对社会，对民生带来的恶劣影响，因而对灾荒勘实报实非常重视。朱元璋曾在训谕中曰：“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到成祖帝时“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闻者，罪不宥”。到万历以后，虽规定报实之法“近地五月、七月，旁地七月、九月”，但多流于形式。蠲免，包括恩蠲，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勘灾既实，尽与蠲免。”成化年间，陕西延绥卫多旱灾，因而多有蠲免。成化九年 “以旱灾免陕西延绥、安德、庆阳三卫本年屯田籽数31100石”。成化十七年对陕北旱灾也多有善举，“六月甲辰朔，以旱灾免除延安等府州县粮”。弘治时期“始定全灾七分，自九分灾下迟减”。明后期，情况大为不同“皇明祖制，蠲逋赋，奉若天道，易灾祥，直于皇上一转移间耳”。所谓“恩自上出”。赈济在明代分为赈谷、赈粥。赈谷即赈米，“赈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分口，永乐以上，减其数”；明代后期，由于明政府自身的财政危机，赈济只是发动富民、乡绅而行之。武宗时“富民纳粟赈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教官得至六品”，到世宗时又有旌表义民之法“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赈粥之法，自世宗始”，明代屠隆曾曰：“食粥之法，为极贫者而设。极贫苦者虽得升合之粮，不便炊爨，日煮粥以饲之，赖以全活” ，但粥厂之弊不言而喻。赈贷，为解决灾后的困难历来有贷种子、贷粮、贷牛、贷农具之法。有官贷与民贷，一般要求“秋成还官”，“丰年偿之”。洪武时“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到仁宗时“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息，丰年偿之”。鼓励民贷。调粟。调济民食是明代救灾重要措施和政策，其分为移民就粟，移粟就民，平粜等。但由于明代陕北地处偏僻，道路不通，故其很难全部实施。设立仓储，明初朱元璋独创预备仓制度，“今州县东西南北设预备仓四，以赈凶荒”，选用耆民管理社仓。明初在陕北设有几处仓储，但好景不长，到永乐元年，预备仓便出现“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 ，安辑灾民。灾荒后，明政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灾后社会秩序，安辑灾民也就成为一项救荒治本的重要政策。大灾之后，流民最为严重，凡对流民的安辑，洪武年间就有许多种措施，而且初期基本能行之有效。到英宗时，设抚民佐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但到万历时，这一政策基本荒废。
明政府对陕北地区自然灾害采取的一整套措施，于备灾，救灾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频发而严重的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促进了陕北地区长期的发展和稳定。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明前期，政府救灾积极，中期以后，则形同虚设。其一，地方官遇灾不报，催征如故。明中叶始，地方官员“遇灾不行申报，即灾之后，就照旧惯，催征岁粮”。嘉靖时，山西、陕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及荆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存者十去八九…而巡抚巡按司等官肉食彼土，即荒旱，自当先期奏闻，顾乃茫然，无知恝不加意至若此，尚尤顾盼徘徊，专事蒙蔽，视民饥馑而不恤，轻国重地而不言”。其二，地方官遇灾不救，漠视不理。“闻庙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设者，郊社之理耳”，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水旱灾伤，非其不得已不肯申达”。其三，明政府诏免田租之弊。在明代北方多以诏免田租为其主要救灾形式，相对来说，诏免田租减免了灾民的负担，却不能改变灾民的贫困现状，并不能解决灾民急需的粮食等实际问题，灾区缺衣少食，灾民依然是灾民，救灾不能救命，救生的办法只能趁食在外，成为流民。其四，流民安辑失措。陕北地区发生灾害，灾民多向南流，明政府或任其流亡或强行驱逐其离境，致使灾民流移四方，啼哭哀号，死者载道，同时也造成陕北人口大减，灾区村落湮没，土地荒芜，社会基层组织破坏，流民多，盗贼也益增，从而加速了陕北地区的农民起义，促使明政权走向了覆没。(侯虎虎、王天强)
